数字人民币“入表”与“出师”

　　2026年元旦起，数字人民币（e-CNY）开始计息。

　　这项功能的上线，意义远不止于“多给了0.05%”的活期利率调整，它同时还做了两件大事：在国内实现“入表”，在跨境迈向“出师”。

　　“入表”意味着数字人民币正式纳入监管计量与银行资产体系；“出师”则关乎其作为具备技术与制度输出能力的“基础设施”，在全球金融体系中构建接入路径与信任机制。

　　数字人民币“入表”带来的关键变化是：数字人民币具有了商业银行负债属性，并被纳入统一的监管与保障框架。

　　这意味着三项制度性升级：

　　其一，激励机制。计息是一项制度安排，旨在推动数字人民币从“类零钱”回归“类存款”属性，为用户与银行提供可持续的留存动因。

　　这与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所所长穆长春在2025年9月所强调的理念高度一致：“时间价值”“货币派生能力”“责权利一致”与“计量框架升级”构成了一套完整逻辑。若居民与企业长期持有“零息的闲置资产”，时间价值被削弱，资金运用意愿也难以建立。

　　其二，风险保障获得制度表达。随着数字人民币被纳入存款保险体系，其“安全属性”不再依赖口头承诺，而是具备了明确、可验证的制度背书。

　　其三，货币统计与准备金口径面临重塑。当“电子现金”开始表现出存款属性，M0、M1、M2的统计边界将面临重构；钱包余额如何按照流动性分类纳入货币统计，也将成为未来最具技术挑战性的治理议题之一。

　　对用户来说，计息功能将增强其资金留存意愿；对银行而言，能够自主管理数字货币负债，也为推广创造了激励。这种相容性的制度安排，有助于用户、银行与政策方形成联动，从而推动数字人民币与现有支付体系深度融合。

　　而“出师”则意味着，跨境之路不靠口号，要靠“接口+规则+场景”协同推进。

　　跨境竞争从来不是“你想不想国际化”，而是“别人敢不敢接入”。敢不敢接入，取决于三件事：清算路径是否确定、合规证明是否可审计、风险成本是否可控。

　　公开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1月底，数字人民币累计处理交易34.8亿笔，交易金额16.7万亿元。通过数字人民币App开立的个人钱包超过2.3亿个。在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项目（mBridge）中，累计处理跨境支付4047笔，交易金额折合人民币3872亿元，其中数字人民币交易额占比达95.3%。

　　由此可见，一种“系统级体验”的雏形正在形成。不过，尽管mBridge已进入最小可行产品（MVP）阶段，且扩展了参与央行（如沙特加入），但国际清算银行（BIS）已公开宣布退出，并强调该平台尚未达到可广泛部署的成熟度。

　　这意味着mBridge短期内难以替代SWIFT（国际资金清算系统）体系，但在特定“走廊”与特定业务形态中，开始提供一种“可选路径”。其价值不在“更快”，而在于它“规则内生、合规可验证、结算可编排”的技术与制度特性。

　　与此同时，围绕香港的互联互通探索（包括与香港快速支付系统的对接），也在推进人民币跨境使用从“机构间大额结算”向“零售级微支付”层级的延伸。

　　央行副行长陆磊指出，历经十余年的探索与试点，数字人民币在各国央行试验中领跑，具备四大核心能力：第一，通用混合型（账户/区块链、软/硬件钱包、在线/离线支付）；第二，可编程型（智能合约自动执行）；第三，高效监管型（透明、标准、互通）；第四，全场景型（覆盖批发零售、跨境结算等，落地金融“五篇大文章”）。

　　将“入表”与“出师”连起来看，数字人民币2.0的真正目标，已不再是赢得一场技术竞赛，而是塑造一种可复制、可治理、可审计、可接入的“制度化系统产品”。

　　与其强调技术炫技，不如推动制度产品化。

　　而人民币国际化，也许正是在这一刻，悄然从让世界犹豫的“交易选择题”，升维为越来越多机构不得不认真评估的“基础设施供给题”。当外部参与者不再依赖某个单一主体的信用，而是基于一整套可验证的规则进行接入，人民币国际化才能从宏大叙事走向可持续现实。

　　一元复始，万象更新。2026年的这个元旦，或将成为数字人民币发展进程中的关键分水岭。

　　当e-CNY打破“零息”的坚冰，不再只是空间中流动的支付符号，而首次具备了时间维度上的激励与定价，它便开始具备“货币”的完整形态。

　　你的钱包中，那笔曾经“闲置”的余额，如今开始计息。这或许不会让你多赚多少利息，但它意味着一个更深层的变革——数字人民币正在从一个“好不好用的工具”，迈向一个“如何运转的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