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并不具有写作天才，这一点我早就被告知了。……以聚精会神、竭我心智始，以高血压、动脉硬化而告终。人们已将给我的命令缝进我的皮肉之中，如果我一天不写东西，伤口就会产生一阵阵烧灼感；而如果我轻而易举，下笔千言，伤口也会灼得我难受。这种刺痛的鞭策至今仍使我深感其苦。——让-保罗·萨特
按照英国著名作家莎拉·贝克韦尔的说法，现代存在主义的诞生时间可以精确到1932年与1933年之交的某一时刻，其时，三个年轻的哲学家正坐在巴黎蒙帕纳斯大道上的“煤气灯”酒吧里，一边谈天说地，一边喝着店里的招牌特饮——杏子鸡尾酒。毫无疑问，浑身散发着独特魅力的让-保罗·萨特是其中的核心人物，正是他将德国哲学家胡塞尔的现象学转化为了一种杏子鸡尾酒的哲学，其中融合了克尔凯郭尔和尼采关于存在的思想，并装点了一味独特的法国调料——他本人的文学感染力。就这样，萨特以一种现象学创立者未曾想见但却更令人兴奋和个人化的方式，把现象学应用到人们的生活之中，创造了一种兼具国际影响和巴黎风味的新哲学——现代存在主义。
萨特
二战后，以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思潮席卷全世界，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几乎人人以腋下夹着一本萨特为荣。如今，那个属于萨特的时代已然逝去，人们更多谈论的只是他与波伏娃长达半个世纪的开放式伴侣关系，以及他拒绝接受1964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惊人事件，或许还有那句惊世骇俗的“他人即地狱”。事实上，所有这些关于萨特的奇闻轶事都是他人生哲学的某个注脚，就像他在日记中的自白：“我的人生与我的哲学是同一的”。萨特的真正魅力就在于这种将人生与哲学合二为一的坚守，并视之为一种自由选择——萨特哲学的核心议题，这让他始终坚持以教书与自由职业为生，而一再拒绝进入权威机构，以及来自官方的种种荣誉。
如今，当人们阅读萨特论自由，一如阅读波伏娃论压迫的隐蔽机制，克尔凯郭尔论焦虑，加缪论反叛，海德格尔论技术，梅洛·庞蒂论认知科学，有时会觉得是在读最近的新闻。是的，尽管历史的潮流滚滚向前，但大师们的思想仍有价值，不是因为他们是对的或错的，而是因为他们始终关注着现实与人生。而在萨特所留下的关于自由的丰厚遗产中，他对于写作的态度与思辨尤其发人深省。在他看来，每个人都是无缘无故地被抛入尘世之中，会时常感到自己的无用和多余，所以他要为自己的存在找寻某种意义。萨特试图用一生的实践证明：书让他获得生命——在别人的词语、句子和作品成为他自己的词语、句子和作品时，他找到了自己存在的依据和意义。于是，萨特在晚年的自传体小说《文字生涯》（1963）中振聋发聩地写道：“我写作，故我存在。”
什么是写作
清代诗人黄景仁的《杂感》诗中有一个名句：百无一用是书生。但在萨特看来，情况却恰恰相反。在他看来，写作的本质是一种介入现实的行为，尤其是散文写作应承担社会批判责任，通过语言揭露存在并召唤读者的自由选择。在此，萨特着重强调了诗歌和散文的根本性区别：“散文作者在阐述感情的同时照亮了他的感情；诗人则相反，一旦他把自己的激情浇铸在诗篇里，他就再也不认识它们了。”诗人通过词语变形传递情感，但诗歌的“不透明性”使其难以直接介入社会现实。因此，萨特将诗歌放在绘画、雕塑、音乐这同一个阵营中，就像人们很难画出意义，也不可能把意义谱成音乐。
散文则是“符号的王国”，它在本质上是功利性的，指向现实世界。萨特将散文作者定义为一个使用词语的人。对此，他这样写道：“茹尔丹先生要求仆人给他拿拖鞋时，希特勒向波兰宣战时，用的都是散文。作家是一个说话者：他指定、证明、命令、拒绝、质问、请求、辱骂、说服、暗示。”因此，散文作者便可以借助这种行动性的词语来揭露社会问题、传递思想，承担“介入文学”的责任。在萨特看来，揭露就是改变，“作家选择了揭露世界，特别是向其他人揭露人，以便其他人面对赤裸裸向他们呈现的客体负起他们的全部责任。”于是，词语、揭露、责任就成了萨特定义写作的几个关键词，他在那本描写作家罗冈丹及其在波维尔漂泊的小说《恶心》（1938）中进行了全面的写作试验。
《恶心》
罗冈丹来到这个沉闷的海边小镇，是为了写一篇关于18世纪侍臣罗尔邦侯爵的冒险史的传记。面对着图书馆内关于侯爵的厚厚的生平资料，他却不知道如何把它写出来。因为他发现，生活和这些传奇故事完全不同。罗冈丹看着镇上的人们做着中产阶级普通人的那些事，猛然发现生活就像一团毫无特色的面团，仅仅具备偶然的特性。这一领悟如潮水般定期涌上心头，每一次都会让他感到无比恶心，而这种恶心又附着在整个外在的世界——从鹅卵石，到啤酒杯，再到栗子树。最终，他认识到这正是存在的偶然性。就像禅宗“见花悟道”一样，罗冈丹从一棵栗子树中领悟了存在的奥秘。
于是，罗冈丹意识到他无法再像过去一样看待这个世界了，而且他也永远无法完成罗尔邦的传记，因为他编不出冒险故事来。有那么一个瞬间，罗冈丹什么也做不了：
我迷迷糊糊地瘫坐在凳子上，对众多没有起源的存在物感到震惊：茂盛生长，到处生机勃勃，我的耳朵里充斥着存在的嗡嗡声，我自己的血肉抽搐着裂开，纵情地陷入了这普遍的急速成长中。
别忘了，对存在的揭露是为了改变。于是，小说迎来了一个完全萨特式的结尾。那是属于罗冈丹的喘息时刻：咖啡馆里传出一首忧郁的蓝调歌曲《在一些日子里》。歌曲以一段柔和的钢琴曲前奏开始，然后转为歌手温暖的声音。接下来的几分钟里，罗冈丹的世界一切安好。每一个音符都自然地引出下一个：没有一个音符可以被替代。这首歌具有必然性，它为罗冈丹的存在赋予了必然性。最终，罗冈丹通过把艺术当作必然性源泉这个念头走了出来。他决心动身去巴黎，为了写作——不是写一部传记，而是写一部不同种类的书——将会“像钢铁一样美丽而坚硬，让人们对自己的存在感到惭愧。”
艺术带来解放与拯救的观念并不新颖，但真正的结尾其实落在“写作”这个关键词上。主人公要写作另外一本书，一本充满美感、力量与反思的书，让自己试图从这种存在的境遇中解放出来。在萨特看来，写作正是这样一种积极介入的行为，作家通过写作揭露并因而改变某一种处境，他在这种处境中就不再是被动的，因为“作家应该把整个身心投入他的作品，……把自己当作一个坚毅的意志，一种选择，当作生存这项总体事业——我们每个人都是这项事业。”
为什么写作
对于“为什么写作”这个问题，我们一定会得到五花八门的答案。有人为了记录生活，有人为了研究历史，有人为了批判社会，有人为了将某个久久萦绕在脑海中的人物写下来，有人为了将无处安放的如潮水般的想象力倾泻出来，有人为了某种语言的韵律和美感，有人则为了省思人的存在与境况……对于萨特来说，这个关键问题可以追溯到他那个著名的命题：“存在先于本质。”在萨特看来，不管人们业已存在的本质为何种形式，人都不是由一般人性乃至神性而规定的存在，也就是说，人没有事先规定的本质。在此意义上，人是完全自由的。人除了是自我创造出来的以外什么也不是，他只能通过一系列的自由选择实现其本质。而萨特的自我创造和选择的核心正是——写作。
许多人写作或许是为了逃避或者征服，但写作并不是实现这一目的的唯一方式，但人们却偏偏选择了写作。对此，萨特道出了背后的深意：“这是因为在作者的各种意图背后还隐藏着一个更深的、更直接的、为大家共有的抉择。”萨特认为，我们的知觉产生了这样的意识：“人是万物借以显示自身的手段。”即由于人的实在才显出万物的存在，才有关于人是使万物得以显现的手段的意识。因为“这个风景，如果我们弃之不顾，它就失去了见证者，停滞在永恒的默默无闻状态之中。”我们的视线给予本身没有联系的山岳、湖泊、天空以统一，使之成为一个风景而存在。因此，萨特认为一个写作者就是“存在的侦查者”。这与米兰·昆德拉的著名观点“小说家是存在的勘探者”几乎如出一辙。
按照萨特的思路，我们可以推论：如果不写作，消失的不是风景，而是我们自己，一个从不写作的人就仿佛没有存在过一般。大地则将停留在麻痹状态，直到有另一个意识来唤醒它。根据对知觉的这种考察，萨特确立了如下的命题：“艺术创作的主要动机之一当然在于，我们需要感到自己对于世界而言是主要的。”放在这一语境中，这个先于本质的存在乃是作为一个写作者的存在。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萨特晚年时写下的那句名言：“我写作，故我存在。”然而，萨特所谓的写作绝不是“躲进小楼成一统”的私密化行为，而是需要读者的共同参与才能完整定义自身。写作不是为了自娱自乐，而是要揭露和改变这个世界，而读者则要担负起自由选择的责任。对此，萨特独具慧眼地写道：
精神产品这个既是具体的又是想象出来的客体，只有在作者和读者的联合努力之下才能出现。只有为了别人，才有艺术；只有通过别人，才有艺术。
顺流而下，萨特考察了和写作相伴相生的另一对象——阅读与欣赏。在萨特看来，阅读绝不是被动吸收的过程，而是一个充满创造性的行为。作者为了引导读者而设置路标，但连接路标向前迈进的则是读者。于是，萨特为阅读下了一个精妙绝伦的定义：“阅读是引导下的创作。”是的，作品的存在是与欣赏者的视角、境遇和水平相对应。正是在此意义上，萨特认为“任何文学作品都是一次召唤。”而这一召唤结构的核心正是萨特心心念念的自由。这一自由意味着，作家不应把自己的思想强加于人，因为读者不是被动接受的奴隶。为奴隶写作的人最终被别人的沉默封住了嘴。这就不难理解，为何萨特认为“散文艺术与民主制度休戚相关，只有在民主制度下散文艺术才保有一个意义。”
是的，当一个社会的民主受到威胁时，散文艺术同样也受到威胁。因此，写作乃是一种要求自由的行为。而一位作家一旦选择了写作，他已然介入了，无论他愿不愿意。作为自由人的作家其实无可逃避，他虽是处境中自由之人，却对自由选择的行为负有道德的责任，他的言语和沉默都有一种特别的分量。这便是萨特所谓的“文学的社会功能”。于是，另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浮出水面，那就是——为谁写作。
为谁写作
一个作家，或者更宽泛地说，一个写作者原则上当然是为全人类而写作。但每个人都知道，这几乎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理想状态。萨特认为，精神产品总是暗示性的，因为“语言是省略的”。一个作者能说出的东西毕竟有限，他的写作对象注定只是一部分人——因天性、教养、经历乃至种族及肤色等等各异。在萨特看来，“一位读者位于完全无知与无所不知之间，他有一定的知识，这些知识随时都在变化，足以向他显示他的历史性。”而处于同一时代的作者和读者经历了同样的历史与社会事件，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前者能够借助于习俗和现成的价值，以及两者共有的整个世界，把后者还不知道的事情告诉他，向读者揭示这个世界中的异化、处境、历史，从而保存它或改变它。
按照存在主义的观点，人只有在境遇中才是自由的，这个境遇包含了人的生理和心理因素，也包含人被抛入的这个世界中那些物质、历史和社会变量。因此，萨特主张用人的境遇来解释作品，把写作看作是对人类整体境遇的自由超越。为了阐释这一点，萨特以深受存在主义哲学影响的美国黑人作家理查德·赖特（Richard Wright）为例加以说明。这位黑人作家的种族和出身决定了他只能描写黑人和黑人眼里看到的白人。赖特的每部作品都在描绘黑色人种在充满种族偏见的美国社会中的异化悲剧，对于他的代表作《土生子》（1940），有评论家指出：“在《土生子》出版的那一天，美国文化就被永久地改变了。”因此，在萨特看来，赖特的读者群绝不是普遍化的人群：
他不能为不识字的黑人和南方种植园主写作，而白人种族主义者因为先入之见也不会打开他写的书，他只能为北方有文化教养的黑人和心地善良的美国白人写作。
而且，在这个实际上的读者群内部也存在着明显的裂缝。对于赖特来说，黑人读者代表主体性，他与他们有着相似的童年，相似的困境，相似的情绪，他不必细说他们就了然于心。赖特在努力弄清自身处境的同时，也使他们弄清了他们的处境，并从眼前的直接事实上升到对自我状况的反思；白人读者则不同，他们既没有相似的经历和感受，赖特也不完全了解他们，他写下的文字对这两类读者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
然而，作家所从事的一切写作活动都受到一个悖论的约束，即作家的写作是一种揭示和改变，但这与养活他们的那些人的利益往往背道而驰。于是，萨特引出了两类读者的关键性区分，一类表现为保守势力，即作家的真实读者；另一类表现为进步势力，即作家的潜在读者。在萨特看来，两类读者在一切阶级社会中都表现为某种程度的对抗。一种极端的情况便是，某位作家的潜在读者完全不存在，那他便沦为了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代言人。例如，中世纪的欧洲，阅读和写作是专业人员才能掌握的技巧，它们只是保存和传递基督教思想的某种手段。这正是萨特所谓的“文学的异化”。
因此，政治生活在萨特的一生中始终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萨特的文学作品和他的政治态度是融为一体的。在此基础上，萨特提出“介入文学论”，并以几十年如一日的写作和持续的政治实践来诠释这一观念。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他一直在寻求为潜在的读者写作，并不断尝试使自身的艺术适应这部分读者群的需要，符合他们的审美标准和阅读期待，以完成侦查存在和启迪思想的任务。这不禁让人想起20世纪另一位重要思想家西奥多·阿多诺在晚年的动人自白：“知识分子的希望不是对世界有影响，而是某天、某地、某人能完全了解他写作的原意。”显然，萨特不会同意前半句，但会对后半句脱帽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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