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累”“困”“没劲儿"已成为很多人日常生活的口头禅。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离开职场，致力于将自己打造成“超级个体”，开搞“一人公司”，他们认为自己是从事定义、改造和营销“个人品牌”的持续劳动的企业家，是炒企业鱿鱼的那个人。然而，创业过程中需要应对的问题纷繁复杂，许多人在“为自己工作”的过程中发现了无尽的疲惫。
无独有偶，哈佛大学科学史系讲师埃里克·贝克(Erik Baker)今年的新书Make Your Own Job: How the Entrepreneurial Work Ethic Exhausted Americ（《创造你自己的工作：创业工作伦理如何让美国疲惫不堪》）也在探讨同样的问题：为何创业精神让美国人疲惫不堪？
作为历史学者，贝克通过这本书论证“创业工作伦理”如何在就业日益不稳定的世界中，一方面为工作赋予意义，另一方面也让美国社会的经济不安全和不平等加剧得以合法化。书中揭示的核心洞见是，创业工作伦理已从一种商业实践转变为一种意识形态工具，其主要功能是将原本应由企业和社会共同承担的风险转嫁给个体工作者。
贝克的研究兴趣包括20世纪美国史、社会科学史，劳工与管理史。他在Modern Intellectual History（《现代思想史》）、 History of the Human Sciences（《人文科学史》）和Studies in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研究》）等期刊上发表了关于社会科学史和美国资本主义的文章。他还为《纽约客》、Harper's, n+1, The Nation等杂志撰写文章，并担任The Drift杂志的高级编辑。
什么是“创业工作伦理”
根据贝克的梳理，美国人对工作的思考在20世纪发生了深刻变化。勤奋和坚持的工作美德似乎变得过时了。创业工作伦理（Entrepreneurial work ethic）强调打工人需要不断创造新的工作机会，而不仅仅是出色地完成现有工作。这种伦理要求人们将自己视为“企业家”，即使在传统的雇佣关系中也要表现出创新精神、自我推销和持续的自我改造。
这种创业工作伦理从19世纪末成功文学的起源一直发展到今天的零工经济。根据贝克的研究，这一伦理经历了几个关键发展阶段：19世纪末开始的“过剩时代”催生了对工作稀缺的担忧；20世纪初的“企业家式管理”运动试图激发工人热情；大萧条时期创业精神成为应对经济危机的策略；战后的“创业现代性”将其与美国民主价值观联系；冷战时期通过“反贫困战争”向边缘化群体推广；1980-90年代与新自由主义政策结合，最终发展为今天的零工经济文化。
New Thought运动的推波助澜
在这一历史发展过程中，新思想运动（New Thought）为创业工作伦理提供了重要的精神资源。
New Thought是19世纪在美国兴起的一场心理治疗运动，基于宗教和形而上学的预设。New Thought运动基于菲尼亚斯·昆比(Phineas Quimby, 1802-1866)的教导，他是一位美国催眠师和治疗师，发展了一套信念体系。
到十九世纪九十年代，New Thought运动已经将注意力从治愈疾病转向心灵创造物质成功的力量。这一运动强调“心灵力量”和积极思维，认为正确的心理态度能够创造现实。
在美国的“过剩时代”，资本节约型创新（企业合并、科学管理、电气化）导致了产出增长，但制造业的就业增长并未相应增加，从而产生了“技术性失业”。这个时代见证了向消费品和服务业就业的转变，经济依赖于消费需求。这种对工作稀缺的持续担忧环境，助长了New Thought的吸引力。
海伦·威尔曼斯和伊丽莎白·琼斯·汤恩等作家将New Thought转化为一种成功哲学，强调创造性思维以及将工作与个人愿望相结合，挑战了勤奋伦理的枯燥乏味。奥里森·斯威特·马尔登进一步将其世俗化为一种成功文学，强调适应性和销售个人独特技能，敦促工人将自己视为“为自己工作”。本书的书名——“创造你自己的工作”（Make Your Own Job）这句话成为普遍的口号，反映了当时这种新的创业需求。
贝克认为，New Thought及相关运动，在传播创业工作伦理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New Thought及其传承者的世界观里，失败永远是个人没能正确思考和行动的问题，而不是不公正的政治经济秩序造成的后果。
澎湃新闻通过邮件采访了贝克，请他谈了谈创业工作伦理如何塑造了现代美国工作文化，以及为何这种工作伦理在提供意义感的同时加剧了经济不平等和工作压力。
Erik Baker
澎湃新闻：福特主义既代表官僚化、程式化的资本主义，又在工作场所倡导个人创造力和责任感，这种矛盾反映了20世纪初美国人对这些概念的什么认识？
埃里克·贝克：20世纪初是美国经济史上一个充满矛盾的时期：一方面，新兴产业和生产方式不断涌现，另一方面，这些创新给大多数工人带来的却是越来越标准化、千篇一律的工作体验，最终引发了大范围的劳资冲突。福特在将装配线引入制造业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但他也深深担心工人会对工作失去热情。和其他同时代的高管及管理专家一样，福特认为关键在于帮助工人拓宽视野，让他们理解自己的工作——包括其机械化过程——是公司全体员工共同参与的更大项目的一部分，大家被共同的价值观联系在一起，在创造精神的指引下前进。充满活力的领导力能够帮助车间工人重新认识自己，把自己看作积极的参与者，而不是被动的工具。但在实际操作中，这意味着要惩罚那些被认为对公司和福特宣扬的道德准则不忠的人，有时甚至会使用暴力。
澎湃新闻：书里提到“企业家式管理”（entrepreneurial management），工作场所对“创造力”和“自我表达”的强调，主要是真心想要赋权给员工，还是一种更精细的管理控制手段？
埃里克·贝克：我认为某些形式的员工赋权可能是强化管理控制的精细策略。工作中自我表达带来的精神奖励——无论是让员工有更多机会提意见和反馈的制度，还是允许员工更开放地表达身份或个人信念的政策——都可能削弱人们对工作场所权力平衡进行更实质性挑战的感知需求，比如组建工会或罢工争取更好的工资、工时和福利。更普遍地说，对公司领导层或使命的个人认同感可能让人觉得为自己争取利益就是背叛或威胁他们所信仰的事业。
澎湃新闻：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美国诞生了像麦当劳、沃尔玛和安利这样的公司，利用“家庭”的比喻并诉诸传统价值观来培养员工的内部创业精神和忠诚度。是哪些社会和经济变化，促成了这种基于价值观的企业文化的出现？
埃里克·贝克：在冷战初期，从二十世纪4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很多年轻美国人被教导说，美国与“极权主义”敌人的区别在于对个人尊严的尊重，以及对超越纯粹物质追求的价值观的坚持。但当这些人进入成年期时，他们遇到的工作文化与这种形象不符——他们感觉必须为了追求无道德底线的利润最大化的公司而抛弃个人信念和价值观。这种看法在左翼和反战人士中很普遍，在持福音派基督教信仰的保守派中也是如此。面对这种广泛的不满，一些公司意识到可以通过强调公司价值观来招募和留住忠诚的员工。这一时期的很多员工也愿意接受指导建议去创办自己的公司，以更好实现个人的信念。
澎湃新闻：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美国兴起“社会创业”(social entrepreneurship)和追求“有意义的工作”（Good Works），旨在通过解决社会问题，来提供有意义的职业，吸引了很多专业人士自立门户。但高强度的工作要求以及将商业化的做法引入这些领域后，与它们声称的理想是否一致？
埃里克·贝克：在明确以解决社会问题为目标的机构中，员工更可能从一开始就相信机构使命的重要性，并认为组织的目标给了他们工作意义和价值——而这正是其他更商业化公司的管理者拼命想要培养的心态。然而，这也让为剥削甚至虐待的做法和期望辩护变得容易。
在某些领域，比如社会服务，这类行善机构的“产品”很容易被商业化或商品化，在这种情况下，最初怀着良好意图建立的组织，可能变得与普通的资本主义公司越来越没有区别。
澎湃新闻：在美国，创业精神的说辞如何从二十世纪80年代的“时髦”转变为90年代的“生存”问题，特别是对于面临歧视或经济不稳定的边缘化群体？
埃里克·贝克：到二十世纪80年代末，很多观察者已经清楚认识到美国经济进入了所谓“无就业复苏”期，即以经济增长指标衡量的衰退结束，并不一定意味着净就业增长（这种模式一直持续到2007-2008年的大衰退）。特别是，很难否认美国正在经历制造业就业的长期不可逆转的衰落。
作为回应，许多政治家和社会政策专家主张，创业精神对于缓解大规模失业、帮助美国成功转向后工业经济是必要的（这种说辞实际上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20年代甚至更早）。这一观点与新自由主义背离福利国家和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管理的趋势相吻合，加强了这样的观念：受失业和贫困打击最严重社区中的商业领袖有责任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和经济机遇。
澎湃新闻：创业工作伦理如何被用来强化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你认为像Uber和Taskrabbit这样的平台代表着完全新型的经济关系吗？
埃里克·贝克：数字平台让一些相当古老的工作组织形式得以扩张。Uber司机的处境和大萧条时期直销行业的很多工人基本没什么区别，后者同样被当作独立承包商雇用，并被告知：“现在你是在为自己工作。”但新技术让获得这类工作变得容易得多——也让公司更容易监控和监视工人，而监管困难过去一直是这种模式的缺点。反过来，任何人都能轻松找到零工工作——即使报酬微薄、工作辛苦——这种便利性有助于强化一种观念：处于经济困境中的人应该能够为自己找到工作来维持生计。这种观念确实为新自由主义时代对社会安全网的攻击提供了理由，尽管你能找到类似的说辞可以追溯到大萧条期间对新政(New Deal)的反对。
澎湃新闻：这本书认为，创业工作伦理作为一种反工作（anti-work）伦理，在批判现有条件的同时，又要求更多同样的东西。每一代人都会重新发现创业精神是一种解决方案，忘记了今天的“坏工作”往往源于昨天的创业革命。这个循环是如何运作的，对真正的劳工改革有什么影响？
埃里克·贝克：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动态在过去十多年美国许多州市围绕零工工作监管的斗争中上演。像Uber这样的公司，经常通过坚持零工工人喜欢被当作独立承包商而非雇员对待，来抵制限制其工人错误分类的运动，因为这给了他们普通雇员享受不到的自主性和灵活性。传统工作场所确实是极度不自由的地方，所以这种指控对很多人来说听起来很有道理。但解决方案不是认同大平台关于其创业模式能带来解放的说法，而是要加强工人通过工会化和其他集体行动方式为自己的自由而斗争的能力。
我们继续用Uber的例子。令人震惊的是，在过去大约十五年里，如果你让普通美国人想象一个创业者，相当一部分人会想到Uber司机，另一部分人会想到像Uber这样科技公司的创始人或CEO。这种模糊性正是像Uber这样零工公司的官方宣传经常利用的：创业精神是一种从顶层流下来并激活其余员工的力量。但当然，Uber的头头和典型Uber司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权力和财富差异，以及我认为的剥削关系：公司恰恰是在司机薪酬不足、境况不稳的程度上获利的。正是这种等级制被“我们只是在处理一个创业者网络，大家在这个生意中互相合作”这个巧妙的想法给掩盖了。
澎湃新闻：为什么创业工作伦理导致了广泛的倦怠和精疲力竭？在工作如此重要的社会中，寻找意义和身份认同有什么替代方案？
埃里克·贝克：创业工作伦理本质上为我们熟悉的工作伦理增加了一项任务：你不仅要努力工作、工作出色，还要不断创造新工作——发现机会、打造个人品牌、提升技能等等。这是一个永远无法完全满足的期望，因为总有更多事情可以做，而且这种期望往往会侵占我们的非工作时间，因为我们感到压力，要利用不在积极工作的时间来确保将来总有更多工作可做，即使技术变革或市场趋势淘汰了我们今天在做的工作。
重新重视休闲、培养其他意义来源可能有所帮助，但也有必要解决那些让创业工作伦理有立足之地的焦虑的物质根源。保障就业或让获得医疗保健、住房等必需品与就业脱钩的政策，比任何批评创业主义的书（包括我这本）更能动摇创业主义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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