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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新闻编辑 | 刘海川
“外卖骑手究竟需要怎样的社会保障？”
“来北京做骑手，主要就是为了多挣点钱，没打算在这儿扎根定居。之前在北京送外卖时，我经历过一次小交通事故，当时用了职业伤害保险，感觉处理起来挺方便的。”王阳，一位来自宁夏农村的年轻人，目前在北京做美团众包骑手。
王阳说，自己在老家以灵活就业的方式缴纳社保，想着有大病的时候回老家治疗。对他而言，北京只是个暂住地。
社会保险主要分为居民保险和职工保险两大类。当企业与劳动者建立起正式的全日制劳动关系时，企业有义务为劳动者办理职工社会保险，费用由企业和个人按比例分担。而对于灵活就业者来说，他们可以选择参加居民养老保险，也可以选择参加职工社会保险，但需要自行承担原本应由用人单位承担的费用部分。
自2025年2月起，美团、饿了么、京东等平台纷纷宣布，将为专职骑手以及稳定兼职的骑手缴纳社保。这一举措引发了公众的广泛关注和讨论：“这笔费用究竟该由谁来出？”“社保待遇能否真正落到实处，惠及每一位骑手？”更有尖锐的声音提出质疑：“究竟是骑手们迫切需要社保保障，还是社保体系在寻求覆盖骑手这一庞大群体？”
骑手群体的真实诉求和期待，亟待被倾听和尊重。事实上，他们对于社保缴纳的真实想法以及背后的原因，既复杂又具体。
为此，界面新闻针对城市中的“奔跑者”——外卖骑手，开展了一项关于社保问题的调查。
界面新闻以“外卖骑手社保缴纳意愿以及对相关社保政策的认知”为题生成问卷，共收到100份有效问卷。此外，在发放问卷基础上，界面新闻辅之访谈，共有90位问卷参与者回应相关问题。
对社保心态各异的外卖员们
见到外卖员李肖时，她刚刚“爬”了8楼送完一单快餐。
“我大专毕业，本以为能找个坐办公室的工作，现在每天在路上跑，最担心的就是老了没保障。”李肖摘下头盔，汗水顺着被晒得黝黑的脸颊缓缓滑落。 她告诉界面新闻，她怀孕的时候都不敢停单，生完孩子才3个月又出来跑单了。
在李肖看来，产假是自己给自己放假，生育补贴更是不太可能实现。“目前平台只给购买了意外险，摔了碰了能赔点，可养老、医疗、生育这些怎么办？”谈及为何不自行缴纳社保，李肖坦言，“一是不懂怎么办理，平台没给开渠道；二是负担重，按灵活就业人员缴五险，每月得扣1000多，相当于每天白跑好几单。”
她希望政策能明确平台责任：“哪怕平台和个人各承担一半，我们也能松口气。现在就怕年纪大了跑不动，病了没医保，老了没养老金。”
在界面新闻访谈的为数不多的女性骑手里，她们对缴纳社保持有高度意愿。
在杭州，39岁且本科在读的张鑫鑫创业失败后转行做外卖骑手，目前是饿了么外卖团队队长和蓝玫瑰公益组织创始人。
2014年，张鑫鑫借钱投资了50多万元接手了一家文印公司。但因各种原因，她创业失败，债务最多时累积道六七十万元。
2020年7月，一次偶然的机会，她得知外卖骑手收入可观。随后，自己在闲鱼上买了一辆900元的绿源二手电动车开始跑单，“刚开始跑单很难，当时，自己的儿子才一岁多，还需要每天抱着。我清楚记得2020年10月13日，我挣了173元，给儿子买了一桶奶粉，也就是那个时候我看到了生活的希望。”
在张鑫鑫看来，社保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考虑到两个孩子上学问题。我一直缴纳社保，直到去年公司开始为我缴纳五险。”她表示，社保不仅为她提供了医疗、养老等方面的保障，更让她感受到了社会的关爱与温暖。
26岁的骑手李新野也意识到缴纳社保的重要性，但并不认为平台会为其缴纳五险。李新野刚工作6个月，选择外卖的原因主要是因为自由度高。对于社保缴纳情况，他表示，这份工作只是暂时的，未来希望能够找到一份能够缴纳社保的工作，工作到一定年限后再退休。
“17岁来到上海打工，开过货拉拉、做过服装销售、进过工厂，饭店服务员也干过。只有在阿迪达斯服装店工作（销售）时有缴纳社保，当时做一休一，交完五险一金后每个月还有七千多，加班还有加班费，只不过后来在店里谈了个女朋友，分手后就辞职了。”因之前有过缴纳社保的工作经历，所以李新野对缴纳社保的重要性有认识。
“平台为骑手缴纳社保的意义主要是减少职业伤害后的经济负担，增强职业认同感，增强骑手的归属感，让骑手送外卖也觉得是一份可以稳定的工作。”在北京从事美团众包的蒋浩表示，像他这样的短期从业者更倾向现金收入。
张自新是饿了么专职骑手，在一个四线城市刚跑外卖不到1年时间。目前只缴纳了意外险和城乡基本医疗保险。在他看来，现有的这部分保险已经覆盖了他的需求，日常出现事故，平台可以负责，自己不用承担责任和额外开支；有身体问题可以通过基本医疗保险覆盖，更多的保障没有太多用处。
不想参保的现实考量
20岁的刘峰是湖南衡阳人，中专毕业。2024年10月开始道深圳跑美团外卖。目前，他每月收入到手大概在8000元左右，一个月要跑1000多单，每天工作时长在12小时以上。谈到社保问题，他认可社保的意义，但社保不是他现阶段考虑的重点。他说，自己比较看重眼前的收入，因为到手的钱越多，他才能尽快攒够钱回老家县城买房，而交社保会影响到手工资。
“平台应考虑不想交社保的骑手们的诉求，对这部分骑手可以采取提高单价、增加每个月补贴等措施。”刘峰说。
“美团众包提供每日3元的交通事故意外保险。”40岁的江建新，初中学历，自2012年起进入外卖行业，至今已断断续续工作了13年。这些年中，他拼命跑单，只为多赚些钱供孩子读书。江建新的孩子有语言障碍，每月学费高达六七千元。除了一份交通事故意外险，他还在安徽老家缴纳了400元的新农合保险。
另一位骑手张闵恒，来自山东农村，因家人生病急需用钱，便来到北京跑外卖。“我学历不高，跑外卖是我能较快上手的工作，不过也经历了一段摸索期，现在月收入大概在8000元左右。”张闵恒坦言，他并未过多关注社保问题，一心只想多赚些钱，“如果平台能为骑手负担社保费用，那自然是好事，但交不交对我来说也无所谓，我最大的希望就是到手的现金能更多些。”
综合以上外卖员的采访情况来看，他们往往是家庭的经济支柱。受限于自身学历，他们很难找到比跑外卖收入更高的工作。因此，他们格外看重跑外卖赚到的实际收入，且关心意外事故发生时能否获得及时赔偿，以及赔偿流程是否公开透明，工伤理赔与意外险赔偿有何区别。至于养老保险和公积金等，他们认为并非当前阶段的首要问题。
社保是骑手换平台的核心因素吗？
王坤是一名美团非专职骑手，由于原单位效益不好，2024年开始在济南本地跑外卖。对他而言，社保并不是他选择平台的主要因素，他更看重单量的多少。
“我对于五险并不是很看重，骑手不希望主动交这部分钱。”40岁的王坤告诉界面新闻，选择外卖平台主要根据收入和单量，平台能够给骑手承担社保费用只是一个锦上添花的作用。“对于我们来说，还是多接单更加实际。”
王坤表示，“虽然京东的单价是高，一单高出美团3-7元，但是单量还是比美团少。比如，我去山东大学送，美团给我一次性派5个单，而京东才派1个单过去，这样看还是美团比较有优势。”
在北京CBD核心区跑外卖的美团专职骑手吕峰称，他每单价格能达到11元，月收入在12000左右。吕峰从河南来到北京，目前从事外卖行业已经有8年，每单跑单单价比一般骑手高三元左右。“不会考虑换平台，目前自己的单价还算可以，多挣些钱，后面再干几年就回河南老家了。”
此外，饿了么专职骑手张自新说，对他来说，社保不是决定他转换外卖平台的核心因素。唯一能够影响他选择平台的因素，只有每单的跑单价格和自由度。
据张自新透露，与他一起跑外卖的一位饿了么外卖员，曾经在送餐过程中出现了意外事故，但平台在这方面保障力度比较到位，个人没有额外的支出赔偿，由平台进行了全部兜底。他认为，外卖员经常会遇到各种突发情况，平台如果对意外事故的兜底政策做到位，他就没有了太多后顾之忧。至于其他的保障措施只是锦上添花。
普遍希望降低个人缴费比例
基于关心到手工资的多少，调研中的大部分骑手都希望自己能尽可能少承担社保缴纳的支出费用。
“希望公司在给我们缴纳五险是，公司承担 80%，我们个人承担 20%。”骑手张鑫鑫表示，个人部分不要超过20%，这在自己可以接受的范围内。
另一位外卖骑手李詹地表示，自己能接受的最大收入降幅约为每月500元。“我可能每天熬一点时间，多跑几单，一个月还能挣回来弥补这一损失。但社保如果扣除太多的话，难以接受。”
参与访谈的其他大多数外卖员也坦诚，自己的社保支出费用在500元以内可以接受，超过500元则不想参保。
至于社保落地后对外卖员实际效果保护如何，访谈中的部分外卖员表示，并无法预知。还有外卖员表示，实际落地效果可能并不会太乐观。
李詹地认为，当前各平台宣称将为外卖员缴纳社保，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吸引他们注册成为专职骑手而提出的口号，其实际执行效果可能并不尽如人意，且存在诸多尚未明晰的模糊地带。“这一问题并非仅靠一两家平台落实相关政策就能彻底解决的。”因此，他对各平台出台的社保措施持谨慎观望的态度。
李詹地希望，社保政策落实过程中，应该有详细说明缴纳的费用比例，以及明确对个人的好处有哪些、参保流程如何以及转换其他外卖平台后社保如何接续等问题。另外，他还考虑去二线省会城市打工，如果前期已经通过平台在本市缴纳了社保，那么他在异地参保是否又会有影响。
外卖骑手王营表示，社保政策落实会有一定困难。他认为，户籍参保导致跨省骑手无法在工作地缴纳并且骑手个人收入不固定，差异大也会导致缴费数难核定。对此，他希望，区分全职兼职骑手，全职强制平台缴纳，兼职提供自愿参保通道，并且允许按工龄划分异地参保，简化转移流程。
“政府补贴部分缴费（如灵活就业养老/医疗险），同时还允许骑手按实际收入区间选择缴费档位。此外，加强社保权益宣传，减少信息差也非常重要。”王营说。
立法推动劳动关系的统一性
31岁的小熊是江西赣州人，在美团做专职骑手。他从事外卖工作3年，每月跑单量在1000以上，每月跑单20多天，一天平均跑单时间在12小时以上，月收入在10000元左右。
目前，美团给小熊缴纳了新职伤的骑手商业意外险。不过，小熊认为需要了解的专业知识太多，理赔门槛也高，很容易就因为材料不齐、程序问题等导致理赔失败。他希望尽量简化流程，加强科普，让骑手们真正了解保险知识。
界面新闻在问卷调查以及后续访谈中发现，在社保还未完全普及的情况下，部分骑手（非专职骑手）除了自己在本地户籍所在地缴纳的城乡医疗保险外，主要还是平台给缴纳的商业意外险，还有一部分仍处于试点中的新职业伤害险（以下简称"新职伤"）。
“平台为骑手缴纳的商业意外保险，在保障项目和保障力度上，显然无法与“新职伤”相提并论。”娄宇表示，“新职伤”本质上对应的是工伤保险，其提供的保障程度基本与工伤保险相当。相比之下，商业保险的保障范围较为有限，通常仅涵盖医药费，可能还包括一些残障津贴。
不过，娄宇也认为，商业保险也有其优势，即无需认定事故是否发生在工作时间、工作场所或因工作原因，只要发生意外事故，即可进行赔付。
从职业伤害对劳动者造成的损失角度来看，新职伤无疑是更优的选择。不过，娄宇也表示，新职伤会给平台企业带来了一定的经济负担。
此外，由于骑手的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与私人生活场所难以明确区分，因此很难准确判断事故是否发生在工作期间，这可能导致较高的道德风险。同时，平台用工的法律关系较为模糊，很多情况下已经形成了事实上的劳动关系，但平台并未将其作为劳动关系进行管理。如果骑手参加了新职伤，后续还可能面临一系列相关问题。
“但总体而言，新职伤相较于商业保险，更贴合平台劳动者的群体特征，能为其提供更优越、更全面的保障，对劳动者权益的保障无疑更为有利。”娄宇说。
考虑到企业压力，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张翔提出，可以考虑允许众包骑手以自雇劳动者身份，自己给自己缴费，直接参加工伤保险。工伤保险是雇主责任险，历来由雇主承担全部缴费责任。众包骑手无稳定雇主，难以参加工伤保险。承认众包骑手的自雇劳动者身份则可以成为破解上述难题的备选方案之一。
更关键点问题，是目前外卖用工形式的多样性导致社保问题的复杂性。目前，基于用工模式和管理方式的不同，外卖骑手主要分为众包类、专职类、半专职类（乐跑/畅跑）、专送类。
界面新闻在调研中发现，众包骑手与平台无劳动关系，平台也无需承担用人单位义务。社保缴纳方面，骑手需以灵活就业人员自行缴纳职工养老和医疗保险；专职骑手则是平台直接雇佣，平台需为骑手依法缴纳五险，但在执行过程中部分代理商可能通过劳务派遣或降低社保基数的方式规避成本，导致参保不全；专送骑手主要是与第三方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劳动关系存在于代理商而非平台，并且在执行过程中容易出现未签合同或者只缴纳工伤险（成本最低）以及以灵活用工形式雇佣以转移风险。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外卖骑手的社保差距本质上是平台将用工风险通过“众包—代理—直营”模式逐层转嫁。现行法律对不完全劳动关系的认定模糊导致企业利用法律漏洞规避社保责任。
从长远看，娄宇认为，未来有必要通过立法来明确界定平台劳动者——无论是新形态还是旧形态——与平台之间是否已形成事实上的经济依赖关系，即经济从属性。具体而言，当平台劳动者将大量工作时间和精力投入平台工作，并在经济上高度依赖平台收入时，平台就应当与劳动者共同承担生老病死等生活风险以及职业伤害风险。
对此，他建议，应筛选出劳动关系中与社会保险紧密相关的要素。一旦劳动者符合这些要素，就应强制其参加职工社会保险。这实际上是社会保险这一传统问题在平台经济时代所面临的新挑战。
“当然，不能脱离现有制度去探讨如何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赋予新型权利。我们必须深入挖掘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特征，并确保这些特征在制度设计中得到精准体现。这是我们未来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而这一问题的解决显然需要立法的支持。”娄宇表示，如果仅依赖当前的规范性文件，显然不符合立法法的要求，也难以有效解决常态化的制度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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