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逵为曹魏名臣，深受曹操、曹丕、曹睿三代之信重。曹操谓：“使天下二千石悉如贾逵，吾何忧？”（《三国志》卷15《贾逵传》，中华书局，1982年，第481页）在曹操去世后，曹彰率军赶到洛阳，问贾逵先王玺绶所在时，贾逵正色道：“太子在邺，国有储副。先王玺绶，非君侯所宜问也。”（《三国志》卷15《贾逵传》，第481页）一语点破曹彰之图谋，并劝说其安分守己，不要觊觎王位。曹丕继位之后，贾逵先后任邺令、魏郡太守及豫州刺史，曹丕曾感叹“逵真刺史矣”，（《三国志》卷15《贾逵传》，第482页）并布告天下效仿其作为。
影视剧中的贾逵形象
贾逵在豫州任职时，“州南与吴接，逵明斥候，缮甲兵，为守战之备，贼不敢犯。外修军旅，内治民事，遏鄢、汝，造新陂，又断山溜长溪水，造小弋阳陂，又通运渠二百余里，所谓贾侯渠者也”。（《三国志》卷15《贾逵传》，第482页）其兴修水利，南拒吴兵，为民取利，颇得当地之拥护，贾逵死后，“豫州吏民追思之，为刻石立祠”，（《三国志》卷15《贾逵传》，第484页）贾逵作为曹魏统治者眼中忠臣之代表，民众眼中爱民之典范，以刻石立祠的方式获得最大限度的纪念与感怀。这样的形式通过不断地追溯对以往的记忆，使这种记忆变成活着的一代人的礼仪行为。而豫州吏民为其所刻之石、所立之祠，皆多次出现于史籍，显然已经出现了纪念之外的象征含义，并具有了某些特殊的政治景观色彩。
《贾逵传》载：“青龙中，帝东征，乘辇入逵祠，诏曰：‘昨过项，见贾逵碑像，念之怆然。古人有言，患名之不立，不患年之不长。逵存有忠勋，没而见思，可谓死而不朽者矣。其布告天下，以劝将来。’”（《三国志》卷15《贾逵传》，第484页）此为魏明帝曹睿东征时路遇贾逵庙有感，渴慕贾逵这样的忠臣再现，并以下诏形式再次宣扬贾逵之功德。此事当在青龙二年，是年“秋七月壬寅，帝亲御龙舟东征，权攻新城，将军张颖等拒守力战，帝军未至数百里，权遁走，议、韶等亦退”。（《三国志》卷3《明帝纪》，第103-104页）贾逵南敌孙权多年，临终前还惦记讨伐孙权之事：“受国厚恩，恨不斩孙权以下见先帝。”（《三国志》卷15《贾逵传》，第484页）曹睿亲征孙权，以贾逵事迹激励麾下军士奋勇杀敌，贾逵庙自此成为曹魏东征路上的重要坐标，每当向东讨伐孙权时，军士便会想起贾逵抗吴事迹而提振军心。
贾逵祠再次出现在我们视野里，是司马懿扑灭王凌等人试图拥立楚王彪的谋划，司马懿一面稳住王凌，一面驱使大军迅速压境，迫使王凌出降。王凌本以为会得到故人司马懿的善待，不料却被司马懿捆绑送往京师，他心知必死，《三国志·王凌传》裴注引干宝《晋纪》曰：“到项，见贾逵祠在水侧，凌呼曰：‘贾梁道，王凌固忠于魏之社稷者，唯尔有神，知之。’”（《三国志》卷28《王凌传》，第760页）《晋书·宣帝纪》载此事作：“道经贾逵庙，凌呼曰：‘贾梁道！王凌是大魏之忠臣，惟尔有神知之。’”（《晋书》卷1《宣帝纪》，中华书局，1974年，第19页）当是承袭干宝《晋纪》，或二书有相近的史料来源。王凌认为齐王芳幼弱才浅，不堪为帝，想要迎立楚王，最终事败自杀，自杀前他在贾逵庙旁高声呼喊，声明自己对魏室的忠诚、对社稷的忠心，王凌早年“与司马朗、贾逵友善，及临兖、豫，继其名迹”。（《三国志》卷28《王凌传》，第758页）因而在临终前以此方式告知故人自己并未改变初心，始终致力于匡扶社稷。
裴注引《魏略》的一条记载中再次出现贾逵庙的身影：
甘露二年，车驾东征，屯项，复入逵祠下，诏曰：“逵没，有遗爱，历世见祠。追闻风烈，朕甚嘉之。昔先帝东征，亦幸于此，亲发德音，褒扬逵美，徘徊之心，益有慨然！夫礼贤之义，或扫其坟墓，或修其门闾，所以崇敬也。其扫除祠堂，有穿漏者补治之。”（《三国志》卷15《贾逵传》，第484页）
此为高贵乡公曹髦在位之时，《晋书·文帝纪》载：
秋七月，奉天子及皇太后东征，征兵青、徐、荆、豫，分取关中游军，皆会淮北。师次于项，假廷尉何桢节，使淮南，宣慰将士，申明逆顺，示以诛赏。（《晋书》卷2《文帝纪》，第34页）
二者相对照，可知曹髦下诏正是在此次战事中，其军队曾“师次于项”，经过贾逵祠也是情理之中。值得注意的是，《晋书》所谓“奉天子及皇太后东征”实有隐晦，因为这是司马氏强行裹挟曹髦及太后御驾东征，此时皇权之被侵蚀可见一斑。这也足以让我们理解为何曹髦要再次宣扬贾逵事迹，对其祠堂进行修缮，大概他也希望藉此能够在司马氏之心路人皆知的政治形势下重新唤起曹魏臣子的忠心。当然，司马氏代魏的进程并没有因此中止，但有关贾逵庙及碑的记载却并未消失，反而呈现出更为神秘化的色彩。
吴淑《事类赋注》引王隐《晋书》曰：“永嘉初，陈国项县贾逵石碑中生金，人盗凿取卖。卖已复生，此江东之瑞也。晋金德，元帝中兴于江东，故云江东之瑞。”（吴淑撰注，冀勤等点校：《事类赋注》，中华书局，1989年，第173页）贾逵碑出现黄金，且采而复生，王隐将其解释为元帝中兴之祥瑞，《晋书·王隐传》载：“太兴初，典章稍备，乃召隐及郭璞俱为著作郎，令撰晋史。”（《晋书》卷82《王隐传》，第2143页）虽然其书未能一时成书，然而还是在庾亮赞助下得以完成并上之于帝，可见其书还是带有官修色彩，因而他将贾逵碑生金一事解释为元帝中兴之兆是可想而知的。《水经注》曰：“（贾逵）庙前有碑，碑石金生。干宝曰：黄金可采，为晋中兴之瑞。”（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中华书局，2007年，第515页）干宝显然也秉持祥瑞说。
然而贾逵为曹魏之忠臣，安能有希望司马氏复兴之道理？《三国志·诸葛诞传》裴松之注引《魏末传》曰：
贾充与诞相见，谈说时事，因谓诞曰：“洛中诸贤，皆愿禅代，君所知也。君以爲云何？”诞厉色曰：“卿非贾豫州子？世受魏恩，如何负国，欲以魏室输人乎？非吾所忍闻。若洛中有难，吾当死之。”充默然。（《三国志》卷28《诸葛诞传》，第771页）
《晋书·贾充传》也采纳该记载，（《晋书》卷40《贾充传》，第1165页）在诸葛诞眼中，身为世受魏恩、尽忠魏室的贾逵之子，贾充本不应支持司马氏篡夺曹魏政权。即便诸葛诞并非贾充那样是曹魏名臣的后人，却也依然尽忠魏室，与诸葛诞、贾逵对比，贾充的逆臣形象更加昭然若揭。
影视剧中的贾充形象
在此之后不久，贾充指示成济将身为曹魏天子的曹髦于当街弑杀，虽从此成为司马氏尤其信重之人，却为不少士人所不齿。如《晋书·庾纯传》载：
纯因发怒曰：“贾充！天下凶凶，由尔一人。”充曰：“充辅佐二世，荡平巴蜀，有何罪而天下为之凶凶？”纯曰：“高贵乡公何在？”众坐因罢。充左右欲执纯，中护军羊琇、侍中王济佑之，因得出。充惭怒，上表解职。（《晋书》卷50《庾纯传》，第1397-1398页）
庾纯“高贵乡公何在”之问让于晋室功勋卓著、位列三公的贾充也无法应对，只得又惭愧又愤怒，上表请求解职。庾纯于贾充设宴广邀朝臣的公开场合进行指责，却依然能够得到中护军羊琇、侍中王济的保护，全身而退。由此观之，贾充以曹魏忠臣之后的身份而行弑杀曹魏天子之举，对整个社会的伦理纲常都有剧烈的冲击，即便有不少人已与司马氏结成君臣关系，但于心中依然难以释怀。因而，将永嘉初贾逵庙前碑石生金视为司马氏复兴的象征，显然是颇为怪异的。
且永嘉初天下大乱，元帝再造东晋已是在此十一年之后，即便贾逵庙生金事为时人所信，却不可能将之在事情发生的当下与祥瑞联系到一起，事出反常而为妖恐怕才是时人想法。之后的修史者对这一特殊场景有别样的解释，沈约《宋书·五行志》便说：“晋怀帝永嘉元年，项县有魏豫州刺史贾逵石碑，生金可采。此金不从革而为变也。五月，汲桑作乱，群寇飙起。”（《宋书》卷31《五行志二》，中华书局，1974年，第898页）《晋书·五行志》此段同于《宋书·五行志》，（《晋书》卷27《五行志上》，第810页）都将贾逵碑生金一事视为西晋政权分崩离析的征兆。
所谓贾逵碑生金事，大概是对司马氏政权心有不满之人，借贾逵表达对司马氏政权的仇恨和诅咒，生金故事的编造、流传与汲桑之乱前后发生，《宋书》、《晋书》因此将之联系到一起。而司马睿一朝“中兴”，虽然无力从舆论上消除贾逵碑生金事的全部影响，却将之依附于五德理论，巧妙解释为中兴之祥瑞。程章灿指出：“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石本来就具有特殊的时间和空间意义。出现于某些特殊场合，配合某些特殊用途，处心积虑而制作的某些特殊造型，传说中的某些特殊现象，都可能使某些石刻成为神物。”（程章灿：《神物:汉末三国之石刻志异》，《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具体到贾逵碑亦是如此。如宋初所编小说总集《太平广记》便有这样一则故事：“贾逵在豫郡亡，家迎丧去。去后，恒见形于项城，吏民以其恋慕彼境，因以立庙。庙前有栢树，有人窃来斫伐，始投斧刃，仍著于树中。所著处寻而更生。项城左右人，莫不振怖。出贾逵碑。”（李昉等编：《太平广记》，中华书局，1961年，第2322页）似乎该故事实刻于贾逵碑之上，贾逵被立碑大概不仅因为其为政作风受到当地人民的拥戴，也因为据说他死后多次被人再次看到影踪，其庙前栢树也有砍而复生的灵异现象，故而其庙、其碑多充满神异色彩，也更为百姓所畏惧。
及至宋代，时人对贾逵碑依然有所认知，《太平寰宇记·河南道十·陈州项城县》记载“贾逵碑，在县东南二里。词云：‘贾（按宋本作“君”，当是）讳逵，字安（按此“安”字当为“梁”）道，河东襄陵人也。迁豫州刺史，魏明帝太和二年卒。’梁国刘举等为刻石立碑，史记上有二字生金”云云，（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中华书局，2007年，第188-189页）可见此碑大概北宋尚存。欧阳修曾亲见贾逵碑拓片，于《集古录跋尾》中对比《贾逵碑》与《魏志》，考证了绛人与郭援约之真伪及贾逵卒年等问题，（欧阳修著，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集古录跋尾》，中华书局，2001年，第2156页）显示出宋人充分认识到了此碑所能用于证史之价值，但显然其庙与碑的神异性质已不再被看重。
贾逵祠及碑从单纯怀念性质的空间载体，随着政治形势变动，其承载的意义也随之变化，时人对其的解释也寄托了更多的现实关怀或信仰因素。围绕其祠与碑的诸种叙事，足以成为我们管窥当时政治氛围、文化环境、民众心态与舆论形势的一面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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