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新闻：据央视新闻报道，12月1日，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理查德·马尔斯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澳大利亚政府已经启动50年来最大规模的国防部组织结构改革，以应对军备项目长期延误和成本不断攀升的问题。根据改革方案，澳大利亚国防部将整合几个关键机构，成立独立的“国防交付署”，以确保各类国防项目能够按时、按预算推进和交付。
点评：澳大利亚启动50年来最大规模的国防改革，涵盖采购、部队结构及人员保障，旨在构建一个更敏捷、可持续的现代化国防体系，既是对现有体系功能失调的直接回应，也是其国防战略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前景将不仅决定澳大利亚能否将巨额国防投资有效转化为实际作战能力，更在不断变化的地区安全环境中检验其作为“地区中等国家”战略自主性的极限，成功与否将取决于复杂的机构整合与长期的实施效能。
随着军力的增强，澳大利亚开始介入东亚的事务，比如多次派出以战略投送舰为主力的编队前往东亚海域活动。
实现国防体系结构性重塑
本次澳大利亚国防改革是自20世纪70年代建立现代化国防采购体系以来，最大规模的系统性调整，其核心在于通过机构整合与权力集中，彻底重构其国防采购与交付体系。根据报道，澳大利亚国防部计划将原本分散的能力获取与维持组（CASG）、制导武器与爆炸性军械组（GWEO）及海军造船与维持组（NSSG）三大关键机构合并，成立完全独立的“国防交付署”，并设立全新的“国家军备主任”职位，借鉴英国等盟友的集中采购模式，负责领导整个国防采购体系的运作，并赋予其更大的自主决策权与预算控制能力。这一新机构将直接向国防部长及国防工业部长负责，一旦政府批准了某个国防项目，该项目就会被移交给国防交付署，同时分配确定的预算，确保项目按时按预算交付，并确保更清晰的优先级划分和决策责任。这一变革标志着澳大利亚国防采购体系从分散的、多层次的官僚体系，向集中化、专业化方向实现重大转型。
另外，此次澳大利亚的国防改革内容还包括对国防生态体系的全面优化，涵盖治理机制与人员保障等多维层面。例如，澳大利亚在进行国防组织机构调整的同时，还成立了“国防和退伍军人服务委员会”，旨在为现役及退役军人提供更好的福利服务，不仅呼应了采购效率与作战效能提升的需求，更通过完善治理框架与人文关怀机制，致力于构建一个稳定、可持续的国防支持环境。
为了配合和适应上述机制体系调整，澳大利亚对作战部队结构也进行了深度重组。例如，澳大利亚陆军已将其第17持续支援旅与第1师的指挥权合并，并吸纳第1军事警察营、第6工程支援团等单位，旨在“实现一体化部队的训练与作战”，并为未来“沿海机动部队”的建立奠定基础，最终形成师级持续支援功能的统一指挥，标志着澳大利亚军队正从传统的军种分立结构，向更灵活、高度集成的联合作战体系转变，以提升在复杂地缘环境中的快速响应与协同作战能力，构建更适应现代安全环境的军事力量。这些举措共同构成了澳大利亚国防战略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使得澳大利亚国防改革按照一条贯穿“采购管理—人员治理—部队建设”的主线展开，体现了其通过顶层设计推动整体国防体系现代化、以系统合力应对战略挑战的深层意图。
澳大利亚正在美英的支持下打造一支拥有8艘核潜艇的水下力量。图为澳大利亚的核潜艇模型。
试图有效应对多样化战略挑战
澳大利亚此次大刀阔斧的国防改革，其直接动因是当前国防工业存在的严重采购体系失效。根据澳国防工业部长帕特·康罗伊揭露的现状，目前澳大利亚有28个主要国防项目的累计延误时间高达97年，平均每个关键项目延迟近3.5年。例如，澳大利亚海军2024年2月宣布采购一批现代化新型护卫舰，以替换现役8艘澳新军团级护卫舰，原本计划2025年交付首艘舰艇，结果现在不仅交付时间推迟整整两年，甚至预算也比最初的估算超支了数十亿澳元。还有空军的新型战机升级项目，也因为技术对接和供应商协调问题，进度一再滞后，导致部分老旧战机不得不超期服役，直接影响了空军的战备状态。
此外，随着军事科技的不断发展，国防项目的复杂度也在急剧攀升，澳大利亚现有的传统分散管理架构已完全适应这种变化。例如，各军种采购条块分割，导致资源重复配置与互操作性短板；官僚流程冗长使得从需求确认到装备交付的周期远超预期，往往在装备列装时其技术已面临过时风险，且成本大幅上升。在这种情况下，澳大利亚成立“国防交付署”，旨在通过集权化、专业化的新架构，打破部门壁垒，建立从需求生成到退役处置的全寿命周期问责制，实质上是从根本上遏制“延误”与“超支”这两个长期侵蚀澳大利亚国防能力的顽疾。
其次，驱动此次澳大利亚国防改革的更深层动力，源于其对所处地缘战略环境进行的再评估以及由此引发的军事力量根本性转型。根据澳大利亚发布的《2023年国防战略评估》报告，澳大利亚正面临“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具挑战性的战略格局”，包括日益激烈的“印太”地区军事竞争、不断上升的关键海上通道安全风险以及趋向扩散的远程精确打击技术等。在此背景下，澳大利亚认为，之前追求全面均衡的传统国防力量建设模式已不再适用，必须转向聚焦关键威慑与打击能力的“重点力量”，各军种也应从松散“联合”转向深度融合的“一体化力量”，这意味着所需装备的技术复杂度、跨域整合要求及与盟友系统的互操作性需求都呈大幅增长。
在这种情况下，澳大利亚实施国防改革，特别是推动采购体系的集中化与专业化，就是为实现新的战略能力目标提供制度性保障，确保军队能够快速获得并融合那些技术尖端、网络化、可互操作的武器系统，从而构建一支更具杀伤力、韧性和敏捷性的一体化联合部队，以应对在印太地区可能发生的“高强度、高技术冲突”。
最后，澳大利亚史无前例的国防预算扩张，也进一步加剧了国防改革的迫切性。目前，澳大利亚政府已设定雄心勃勃的预算目标，计划在2034年将年度国防开支从目前的约600亿澳元大幅提升至1000亿澳元，如此巨额的公共财政注入国防领域，意味着政府必须证明其有能力将资金高效转化为切实的国家安全收益。然而，在原有的国防体系下，预算增加甚至可能因管理不善而加剧浪费和低效，而此次改革新成立的“国防交付署”将被赋予的核心使命，是确保国防开支能最大程度地转化为可部署的军事能力，从而打破传统的“增加预算—项目超支拖延—能力交付不足—要求更多预算”的恶性循环，转而形成“战略需求—高效采购—及时交付—能力生成—战略威慑”的良性闭环，以确保大幅增加的国防投资能够精准、高效地实现《国防战略评估》所明确的军事能力与战略威慑蓝图。
分析认为，澳大利亚若增强军力的主要目的是跟随美国介入他国内政或搅局地区和平稳定，其必将遭到相应的反制。
影响深远但面临诸多风险
此次澳大利亚实施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国防改革，将产生深远且多层次的影响。一方面，此次改革将帮助澳大利亚重塑其国防工业生态。澳大利亚通过整合组织机构、明确长期预算、优化行政流程等，培育一个更具“韧性、创新性”并与国家战略优先事项深度绑定的工业基础，不仅能提升主权保障能力，也为本土国防承包商创造一个“稳定且可预测”的规划与发展环境，促进军、工、研深度融合。另一方面，此次改革将推动澳大利亚在“印太”地区扮演更加积极进取的安全角色。随着预算增至千亿澳元及采购效率的提升，澳大利亚将能更好履行其核心联盟承诺，向盟友证明其具备管理类似AUKUS潜艇协议等重大复杂项目的能力，从而巩固与美英的战略互信，并为其他中等强国在平衡联盟权利与义务方面提供制度范本。
从未来发展来看，尽管澳大利亚国防改革具有良好的前景，但由于受到诸多因素制约，仍存在显著的体系性挑战与不确定性。例如，在制度层面，澳大利亚将CASG、GWEO与NSSG三大既有机构融合为一个全新的“国防交付署”，绝非简单的物理合并，必然伴随着组织管理文化冲突、既有权力结构抵制以及信息系统不兼容等整合难题，同时还需与新设的国防和退伍军人服务委员会等人事福利改革事项进行协调，以避免产生新的体系脱节。
此外，由于国防采购固有的长期性特征，特别是潜艇、战舰等大型装备往往具有长达数十年的项目周期，这意味着澳大利亚国防改革的成效需多年才能完全显现，这与突飞猛进的军事技术以及瞬息万变的地区安全威胁存在天然的“时滞”矛盾。因此，澳大利亚的国防改革将是一个持续的“战略调试”过程，能否将不断优化的组织机构和大幅增加的国防预算变成“重点领域”与“一体化力量”建设目标的有效支撑，将成为检验改革成效的最终试金石。
（兵韬志略是由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凌云志为澎湃防务栏目开设的个人专栏，盘点近期重大防务事件，评点信息背后暗藏的玄机，剥茧抽丝、拂尘见金，两周一期，不见不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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