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医院走廊，听障女孩左彤借口去买饭，躲开生病的母亲，一个人偷偷哭了很久。
那是2023年春天，她刚刚收到考研复试落榜的消息，紧接着是漫长而徒劳的求职季。
穿梭在陕西西安和宝鸡之间的高铁上，这位拥有丰富简历、拿过奖学金的大四女生，觉得自己像个“流浪游民”。
面试官的微笑总是止于发现她听力问题的那一刻。
左彤感到无法接受，无奈选择“二战”，考上了研究生。
今年夏天，在室友的鼓励下，她发布了第一个视频《一位听障女孩的22年求学生涯》，开始了自己的自媒体之路。
左彤在准备研究生考试。本文图片均为 受访者 供图
“把我的听障由阻碍转化成优势，如果毕业实在找不到工作，还能靠自媒体勉强吃一口饭。”左彤计划把自媒体作为自己的退路。
左彤只是众多残障人士扎进互联网的缩影。
“流量”对闯入者的驯化
聋人文化研究者、手语博主郭芷灵在调研中看到了更庞大的水下冰山。
郭芷灵称，由于线下就业困难，许多听障人士将自媒体视为生存渠道。屏幕成了他们重建生活的场所。
但当他们真正置身于镜头下时，挑战才刚刚开始。他们的创作，是一场与大众期待和平台机制的漫长博弈。
第一个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你要做什么样的内容？是选择那些能带来巨大流量的内容，还是坚持自己最初想要表达的内容？
郭芷灵发现，为了在以健听人为主的网络平台上生存，许多残障博主不仅会有流量焦虑，还会逐渐被大数据的偏好驯化。
她观察到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健听人观众似乎对聋人说话有着天然的猎奇——聋人说英语是什么味儿？聋人说韩语好听吗？“只要把手语和说话绑在一起，流量就会很好。”郭芷灵说。
这让许多聋人博主涌向同一条赛道——即使发音艰难，也要在镜头前尝试说话、唱歌。在这些视频的评论区，高赞评论是“再这样下去，他们都会说话了”。
“大家会惊叹，‘你看，我们把他逼得都会说话了’。”郭芷灵说。
当猎奇成为流量密码，为维持账号，聋人博主们不得不持续迎合。
郭芷灵认为，这种迎合带来了风险：网络上呈现的聋人形象，正变得片面化——那些高颜值、受过高等教育、能说话的聋人，成为这个群体的代言人，而更多沉默的、无法开口的、处于边缘的大多数，依然隐没在流量的“折叠区”里。
胡明绣
听障博主胡明绣在面试一家MCN机构时，运营人员递给她一个精心设计的脚本，台词第一句赫然写着，“我是聋人，也是残疾人，不会说话”。
胡明绣反复强调自己拥有流利的口语能力，对方却坚持认为“手语流量更多”，并要求她在直播中“闭嘴”，甚至建议她对着镜头展示残疾证，配合“赚钱做耳蜗”“买助听器”等标题来博取同情。
“对我来说这很讽刺。”胡明绣拒绝了这种直播卖惨的剧本。
“我有着良好的家庭教育，接受不了自己成为这样的人。”她希望展示阳光、正向的形象，但也承认，在生存压力下，并非所有残疾博主都有拒绝的底气，有些为了生活所迫，只能演戏。
“反流量”，讲述更复杂的故事
也有人坚持选择一条更窄的、“反流量”的路径。
谢仁慈在播客中如此介绍自己：假肢使用者，残障研究者，过气网红。
2017年，还在读大三的谢仁慈因为在网络平台发布了穿着短裙、露出假肢的照片而意外走红。那时，她那个很酷的“假肢女孩”形象契合了大众对于独特性的追求。但随后，她做出了一个“反流量”的选择——从视觉中心的短视频平台撤退。
“短视频的内容想要传播广泛，必须要激起观众的强烈情绪。”谢仁慈表示，她不喜欢这种短平快的传播方式。在图文和视频平台，无论她说什么，评论区往往充斥着“你好坚强”“身残志坚”的感叹。大家看到了她的假肢，却看不见她想表达的观点。
2019年，谢仁慈前往国外攻读残障法专业硕士。身份的转变，让她对单纯的个人叙事产生了警惕。
“你不身残志坚，人家都不会报道你。”谢仁慈说，她不想再重复这种叙事，她想讲一些“更复杂的故事”。
谢仁慈在攀岩。
2024年，她与另一位主播陈伊如做了一档用残障视角看主流问题的播客，名为《残言片语Disabled Talks》。其中，“导盲犬不导航”等单集在平台上获得一万以上的播放量。
从视频转向播客，是一次主动的去视觉化尝试。在声音的媒介里，她不再是被观看的景观，而是一个残障研究者、理性思辨主体。
听障漫画团队“舞声漫言”也给出了相似答案——哪怕流量和收益不高，也要做外有美观、内有干货的内容。
这个由五位听障伙伴组成的团队，最初也曾深陷流量焦虑。主创青袊承认，刚开始时，她会反复查看数据，甚至为了迎合受众而推翻文案。但团队很快发现，像Usher综合征科普、真实事件改编这类专业性强、有深度的内容，虽然数据不如段子，却能在后台收到真实的求助与共鸣。
这种“慢下来”的勇气，带来了回报。他们的漫画被引用为科普素材，甚至争取到了在一个全球知名演讲平台演讲的机会，青袊成为那场活动中唯一以手语发声的讲者。
“或许走得慢一些，但只有持续产出真诚、有质量的内容，才能真正被更多人看见和信任。”青袊说。
回响与改变
当残障博主们发出声音，回响便从四面八方涌来。
“很多来自五湖四海的听障者，生活中几乎遇不到‘同类’，”胡明绣说，这些难以融入健听人圈子、建立亲密关系的听障者，却在她的社群里成功“脱单”，找到了能理解自己的伴侣。而针对听障群体最大痛点的就业经验分享，也成为社群里流动的高价值信息。
不过，接收能量的同时，残障博主也承担着情感负荷。
胡明绣坦言，她曾试图劝解一位遭受家暴的女性听障群友，但对方因为思维受限，认为自己作为残障者处于“低位”，离开丈夫无法生活，最终选择了原谅。
这让胡明绣意识到，社群虽然能提供温暖的连接和信息渠道，有时，也难以撼动根深蒂固的保守思维与现实困境。
甚至，还有误读。
小溪开怀大笑的瞬间。
在小溪的公众号后台，有健听读者留言表示，看到小溪一个盲人都能这么乐观地活着，不禁反思自己有什么理由不努力。
在小溪看来，这种感叹预设了“盲人就应该悲惨”的立场，看似是赞美，却无形中将残障者的正常生活奇观化了。
这种因为认知错位产生的摩擦，充斥在线上线下的各种情境中。小溪回忆，以前在地铁上，如果有人坚持给他让座，他会因感到被冒犯而坚决拒绝——“我有腿，我可以站，我不需要特殊的怜悯”。
但随着在自媒体上与更多人对话后，他的心态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他坦言，现在如果有人让座，他会坐下。
“既然他想表达善意，那我接受，这是一种双赢。”他不再执着于去纠正每一个误解，而是试图理解对方，如果有时间，再试着去“掰一掰”。
有时，这种摩擦来自群体内部。
听障博主胡明绣回忆起一次她参加电影路演的经历。在发言时，她说“聋人不需要同情，需要的是尊重”，她想向主流社会传递不需要怜悯、需要平等的诉求，却引来了一些聋人社群的争议，认为她在讨好健听人。
胡明绣对此表示理解，她认为，任何一个进入公共视野的听障人士，几乎必然会面临关于代表性的质问。
“当有人说你不能代表我时，我完全理解并认同。因为这句话的潜台词是：我们的社群是多元的，你的经历只是其中一种。”胡明绣说。
变现困局
事实上，在调研中，郭芷灵发现，许多看起来光鲜亮丽、拍摄着搞笑段子或科普视频的聋人博主坐在她对面，最迫切想要知道的往往不是如何表达自我，而是一个极度现实的问题：怎么变现？
“好多朋友也会说，你这个（自媒体）年年亏钱，到现在也没赚钱，没必要花这个冤枉钱。”视障博主小溪坦言，虽然在亏本运营，但他觉得，有些价值无法用金钱量化。
有中途失明的读者在听了小溪的文章后，终于鼓起勇气，第一次拿起盲杖走出了家门。
话虽如此，小溪经营公众号七年，粉丝数量不足1万，好的时候，广告和打赏加起来，也只能和公众号支出持平而已。
粉丝数量全网超10万的郭芷灵，也面临变现困局。
郭芷灵（左一）在剧团的工作照
在账号起步阶段，曾有助听器商家找上门来投放广告，但她不愿轻易消耗这个群体的信任，“我不是聋人，没办法做测评；而且聋人的助听器都需要去专业门店验配，不会在网上买。”
也有人尝试不同路径。听障博主胡明绣的主业是网络运营，自媒体是副业。她利用自己的博主身份和专业知识，和国内顶尖听力师合作，帮听障朋友申请更低的助听器价格和免费调试服务。
对郭芷灵而言，自媒体的影响力很少直接带来广告收入，却为她线下的学术研究、戏剧工作坊和残联的合作项目打开了大门。
听障漫画团队“舞声漫言”负责人指出，残障博主的稳定变现模式与多数博主类似，主要是接广告、带货或知识付费开课。
“舞声漫言”团队
但残障博主变现，相比普通博主更加不易。
该负责人分析，一是“被看见”的机会少：缺乏专门展示才华的平台与流量扶持；部分品牌对残障博主存在刻板印象，担心 “受众窄”“存在传播风险”等，导致商业机会相对有限；同时打造兼顾残障群体初心与大众理解的破圈高质量内容，本身难度就大。
其次，创作本就耗费精力，残障群体需用大量精力应对生活不便，持续输出更难，且离不开无障碍支持。比如，听障群体信息获取渠道有限、信息量不足，就会限制创作思路。
此外，残障博主初始受众多为残障伙伴，消费能力有限，若想吸引更广泛受众，需让内容大众化，这对个人能力和资源都是考验。突破瓶颈既需博主主动寻找资源，也离不开听人朋友的理解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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