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背景缘由
前段时间，家人偶然读到一篇“澎湃新闻”的文章转给我看，题为《燕京馆藏｜中央苏区团报《青年实话》残卷两种——斯诺特藏之八》，是由哈佛燕京图书馆马小鹤、王系两位老师撰写。家人转给我时特别说明，其中有我叔曾祖父尹自勇的名字。“《西行漫记》作者斯诺先生的特别收藏和我叔曾祖父会有啥关系呢？”这大大引起了我的兴趣，促使我展开了相关的阅读和调研。
阅读下来，我得知此事的背景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于1936年访问陕甘宁，采访毛泽东等中共重要领袖，深入观察红军与苏区社会，写成著名的《西行漫记》（Red Star Over China；又名《红星照耀中国》）。1939-40年，斯诺为了推进工合运动，再次访问陕北。斯诺在陕甘宁获得了一批珍贵的文献，作为其写作的素材。1957年，斯诺任美国哈佛大学中国政治经济研究会特别顾问，将六七十份资料通过费正清教授，赠予哈佛燕京图书馆。但由于这批资料基本都是油印在马兰纸上的，有的是手写的，尺寸大小不一，颇难修复扫描，一直没有全文刊布。近期斯诺特藏由哈佛燕京图书馆馆员马小鹤、王系着手爬梳，并写成系列文章由‘澎湃新闻’独家刊发，以期为学界及大众提供一种新的历史资料与历史观察。”
其中，在《燕京馆藏｜中央苏区团报《青年实话》残卷两种——斯诺特藏之八》一文中，马、王两位老师针对斯诺特藏中保存的《青年实话》第二卷第二十号（出版于1933年6月25日）残卷（该期共40页，斯诺特藏保存了其中的第9、12页），以及第110期（出版于1934年9月15日）残卷（斯诺特藏保存了其中的第3-4版）进行了仔细的整理并介绍分析有关背景。
《青年实话》为共青团苏区中央局机关报，于1931年7月1日在江西省永丰县龙岗创刊，后来在瑞金继续出版。此刊分为16开本和32开本两种，出版周期不定，曾出过旬刊、半月刊、周刊、五日刊。团苏区中央局宣传部长陆定一、魏挺群先后担任主编，主要撰稿人有顾作霖、魏挺群、凯丰（何克全）、王盛荣、张爱萍、陆定一、胡耀邦、曾镜冰、陈丕显、肖华、刘志坚等。此报在青年尤其是红军青年中有很大影响，仅次于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是中央苏区最受欢迎的报刊之一。
斯诺特藏之《青年实话》第110期（1934年9月15日出版）版3
因为红军长征，1934年9月30日《青年实话》出版了第113期后停刊。该刊各地收藏极少，十分珍贵；如现收藏于江西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的《青年实话》第二卷十三号（出版于1933年4月30日）和《青年实话》第九十五期（出版于1934年6月25日）、现收藏于福建省建宁县中央苏区反“围剿”纪念馆的《青年实话》副刊《少共国际师画报》（出版于1933年6月11日）等，均为国家一级文物。值得一提的是，《红藏：进步期刊总汇（1915-1949）》（2014年）影印出版的《青年实话》缺第4、5、7、8、110期，这意味着斯诺特藏中的《青年实话》第110期残卷是极其珍贵的孤本。
二、残卷的文章及其作者
斯诺特藏中的《青年实话》第110期残卷共有9篇文章，涉及战斗、慰劳、统计分析、表彰与批评教育等方面内容，其中有3篇作者署名且检索可查询到对应人员信息，包括：
1、《温坊战斗记述》（周冠南撰）
《温坊战斗记述》一文记述通报了1934年9月初在福建省连城县温坊地区发生的“温坊战斗”情况。1934年8月25日，红一军团奉命准备由闽西开赴兴国。敌东路军总指挥蒋鼎文发现这一动向，即率其所部四个师由连城朋口向温坊进击，企图夺取松毛岭，进取河田、长汀。中革军委主席朱德立刻改变计划，命令红一军团改向松毛岭方向前进，会合红九军团及红二十四师，相机打击李延年部。9月1日，敌李延年纵队第八旅旅长许永相率3个团由朋口向松毛岭东侧的温坊（现文坊）前进。当晚9时，红一军团、红九军团及红二十四师趁敌不备，袭击驻温坊之敌许永相旅，全歼其两个团。9月3日，红军再歼温坊增援之敌第五十团，重创敌第三师李玉堂部。这两役共歼敌4000余人，挫败了蒋鼎文东路军在东线战场的进攻。
《温坊战斗记述》写道：“去年（1933年）的国际青年节，红军获得了乌江战斗的胜利，今年获得了温坊战斗的胜利。‘九二’我军与敌第三师之第八旅血战，计缴获轻重机枪百余挺，迫击炮八门，俘虏二千五六百人，枪弹数万发。接连而来的九三战斗，七个团被我军击得溃不成军，官兵伤亡一千五六百以上。”并记述了一些战士的英勇事迹。朱德在1934年10月1日撰写的《在堡垒主义下的遭遇战斗》一文中，将此次战斗定义为遭遇战和伏击战。红军运用自身高度灵活机动的特点，迷惑引诱敌人，集中了较优势的兵力预先占领待机位置，以逸待劳，充分利用夜暗、地形等有利条件，坚决果断、速战速决。温坊战斗是第五次反“围剿”期间红军取得的唯一一次运动战的胜仗，使红军得到第五次反“围剿”苦战一年以来最大的一次补充。
经检索匹配，《温坊战斗记述》的作者周冠南应是（1933年部队缩编后）时任红一军团政治部青年干事的周冠南烈士。周冠南（1915-1936），江西省吉安市永新县人，曾任永新文竹共青团区委书记，1930年参加红军，在红一方面军七师师部当缮写员，不久调师直属队任青年干事。1931年5月任红三军九师政治部青年科科长；9月任红三军政治部青年部部长。1932年1月任红一军团政治部青年部部长。1933年6月部队缩编后，任军团政治部青年干事。参加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一至第五次反“围剿”作战。1934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1935年9月任红军陕甘支队第一纵队一大队党总支书记，10月随军长征到达陕北。参加直罗镇战斗后，调任红一军团一师一团政治委员。不久率部围攻甘泉，与参谋长耿飚在甘泉城西北山岗前线侦查，被敌弹扎伤左臂，入院治疗。1936年1月8日，出院归队，途中在甘泉马坊村遭敌机轰炸牺牲。湖南省党网“红网”的《神奇的嘉禾之四十六：红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长李弼廷》一文提到：“1935年11月长征结束后，李弼廷任陕甘支队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组织部部长。1936年1月，李弼廷到甘泉桥头红军医院看望负伤住院的红一军第一团政委周冠南，并同坚决要求出院的周冠南一起返回驻地。当他们走到甘泉城东南马坊村附近的麻洞川时，突然遭到3架敌机的低空轰炸、扫射。他奋力扑向周冠南，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掩护年轻的战友，但敌机的轰炸使两人均负重伤（后因流血过多，抢救无效，光荣牺牲）。”
开国上将杨得志曾在《杨得志回忆录》中专门怀念周冠南烈士：“（在甘肃宕昌县哈达铺）为适应北上抗日的新形势和战争需要，中央决定将右路军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下设三个纵队。彭德怀同志任支队司令员，毛泽东同志任支队政治委员，红一师编入一纵队。我们红一团和红三团的一部分(记得是一个营和一个团的卫生队)编为一纵队第一大队。肖华同志为政治委员，陈正湘同志为副大队长，耿飚同志为参谋长，冯文彬同志为政治部主任，周冠南同志为总文书，我为大队长。”“在哈达铺有三件事(或者说有三个人)是我难忘的。一是当时只有二十多岁的周冠南同志。他较长时间做青年工作，虽然年轻，但深为战士们所敬爱。他是位从思想意识到工作能力、作风都很好的同志。我们一起到的陕北他在甘泉战斗中负了伤，后来在医院中被国民党反动派的飞机夺去了生命，过早地离开了我们。这是非常令人难过的。”
2、《热烈慰劳你——新战士》（尹自勇撰）
《热烈慰劳你——新战士》一文排版紧挨着《温坊战斗记述》，描述反映了红军欢迎并慰劳新入伍战士的情况，其写道：“在长途行军，肩上挑着胜利品的时候，听说我们的新战士来了，大家非常高兴，三个五个的青年，聚集在一块，谈着他们应该怎样来慰劳他们和帮助他们学习军事政治的问题。在这时各连队开军人大会，由政指报告慰劳战士的意义后，即开始募捐。在募捐时，你拿一双草鞋，他拿一件衣服，我拿一张纸票，非常热烈。全军团在这次募捐青年参加的已占百分之九十五（一百个青年有九十五参加的），募捐成绩如下（全军团的）：大洋二百六十元一角五分，……，毯子三十一床，肥皂二十七块。”“这些成绩将更大的兴奋新战士的精神，使他们更紧固团结起来。我们还准备开始教育帮助新战士的工作。”
由于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接连失利，造成红军在战斗中大量减员，兵力严重不足，同时为即将开始的战略大转移补充兵员，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自1934年5月至红军长征出发前的9月，五个月中发出了两次大规模扩红的号召。这篇《热烈慰劳你——新战士》生动反映出当时红军作战部队对生力军补充的热切欢迎与重视。
经检索匹配，《热烈慰劳你——新战士》的作者尹自勇应是时任红九军团政治部青年部长的尹自勇烈士。尹自勇（1914-1939），原名贞金，字界基，江西省吉安市永新县人。在其大哥尹绍基、二哥尹世基、二姐夫肖玉春的带领下，尹自勇很早就走上了革命道路，先后加入了儿童团、赤卫队。1930年1月，永新、莲花等县的赤卫队编为红六军第三纵队，尹自勇被分配到第三纵队当通讯员。7月，第三纵队改编为红三军第九师，尹自勇在第九师师部给师长徐彦刚当传令兵。不久，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并被送到第九师教导队学习，结业后到红三军军部给军长黄公略当传令兵，经黄公略、徐彦刚介绍，尹自勇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年底，尹自勇又被送到红军学校学习，毕业后仍回红三军军部工作，任军部警卫连连长。1931年9月，在方石岭战斗中，尹自勇率部捣毁国民党军第五十二师司令部指挥系统，全连立集体功，并受到红三军通令嘉奖。12月，尹自勇调红五军团任警卫营营长。1932年6月，任教导团团长兼政委。1933年春，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时，尹自勇带领教导团在江西宜黄配合兄弟部队主动出击敌人，在草台岗战役歼灭了国民党军第十一师。战斗中，尹自勇身先士卒，勇猛杀敌，获得干部战士的好评，获“独胆英雄”“模范党员”称号。
1934年3月，尹自勇调任红九军团青年科长、部长，并为军团党委委员。10月，从江西出发，开始长征。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之前，红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接到参会的通知；当时，红九军团担任后卫并负责警戒工作，鉴于军情紧急，为确保会议安全，罗炳辉与政委蔡树藩商议后，派尹自勇随凯丰（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红九军团中央代表）奔赴遵义城，听取遵义会议情况并传达会议决议。
1935年3月下旬，由于部队减员缩编，尹自勇兼任红九军团侦察连政治指导员。1935年4月16日，为中央红军主力作侧翼掩护的红九军团，到达贵州大定（今毕节市大方县）猫场宿营，次日凌晨突遭黔军刘鹤鸣部和地方反动武装的袭击，形势危急。尹自勇与侦察连连长龙云贵率领侦察连到街口阻击敌人，掩护军团大部队转移。战斗中，侦察连伤亡惨重，连长龙云贵牺牲。在完成任务后，尹自勇率领剩余部队往纳雍县方向追赶红九军团大部队，在纳雍治昆地方，遭到少数民族地方武装的围攻，红军处境非常困难。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牺牲，且不伤害少数民族群众，他们不得不与之妥协，以求革命转机。
当时贵州水城县董地有个“齐心会”，是一个以苗族为主体的群众性抗暴组织，首领王炳安听说纳雍有红军，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打仗勇敢，就派人与尹自勇联系，尹自勇接受了王炳安的邀请，带领剩余的谢金表、卢发惠、熊家兴等17位红军战士到了王炳安处，两人结为兄弟。从此，尹自勇化名杨连长，依托“齐心会”，在水城等地开展革命活动。尹自勇率领红军战士，帮助王炳安复兴“齐心会”，发展会员千余人，开展武装斗争。1936年11月，米箩乡联保主任卢云清（当地布依族头领，是王炳安的结拜兄弟），邀请尹自勇到米箩任自卫队长。尹从王炳安处知卢为人正直、开明，在地方上颇有影响，便与卢结拜为弟兄。尹自勇将自卫队编为3个班，红军战士单独编为1个班，仍常与董地王炳安联系，协助其指挥“齐心会”活动。此后几年间，尹自勇以水城县米箩乡自卫队长的身份开展活动，发展“齐心会”组织，为当地民众除了许多祸害，得到贫苦百姓的拥护。1937年夏秋之交，尹自勇与中共贵州省组织取得联系，在其帮助下，计划以米萝为据点，组建中共滇黔边区工委及抗日武装。尹自勇的活动，引起了国民党水城县政府的注意，国民党反动派想方设法加害尹自勇。1939年4月，尹自勇不幸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于米萝乡簸箕寨。
尹自勇牺牲后，盟友卢云清将其遗体安葬在米箩簸箕寨右侧小山坡上，当地群众将这个山坡称为“杨连长包包”。解放后，水城人民政府将尹自勇坟墓由米萝迁至城关，修建“尹自勇烈士陵园”（后于2011年迁至六盘水市仙水坡烈士陵园），重立墓碑，以示悼念并激励后人。1960年2月，中央内务部批示说：“在长征途中，如果没有成千上万尹自勇烈士那样的先烈英勇流血牺牲，就不可能有我们三万红军的存在……也就不可能有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
六盘水地方党史展览展示尹自勇烈士事迹
3、《昨夜里的英雄》（阿伪撰）
《昨夜里的英雄》对红军叛徒孔荷宠、杨岳彬进行了批判，其承认孔荷宠、杨岳彬都曾经在游击战争时代的红军里担任过重要的负责工作，但是他们只是昨夜里的英雄，最后堕入了反动派的营寨中去了。
斯诺特藏之《青年实话》第110期（1934年9月15日出版）版4
经检索匹配，《昨夜里的英雄》的作者阿伪应是时任共青团中央秘书长、宣传部副部长，并主编《青年实话》的魏挺群（笔名“阿伪”）烈士。魏挺群(1908-1934)，广东省梅州市五华县人。魏挺群早年追随其父亲魏寅彬投身革命，后历任共青团惠阳县委书记、五华县第六区(横陂)农会长、中共五华县委委员、共青团五华县委书记、五华县第六区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少年共产国际闽西特委(1932年改为中共福建省委)宣传部部长、中央苏区团中央秘书长、宣传部副部长兼团中央机关报《青年实话》主编，是中央苏区出色的青年宣传家。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时，党中央决定团中央领导机关跟随红军长征。魏挺群则留在中央根据地打游击，与胡耀邦、张爱萍、赖大超等同志分手告别。中央革命根据地其时环境之险恶、斗争之酷烈、生活之艰辛，史上罕见。魏挺群由于体质较弱，在行军时掉队，1934年冬在江西瑞金受肃反扩大化影响，被当作“社会民主党人”错杀，时年仅26岁。
新中国成立后，陈丕显曾两次向赖大超表示要为魏挺群平反。1984年6月，赖大超（时任广州市人大党组副书记）向胡耀邦（时任党中央总书记）和张爱萍、陈丕显等中央领导呈送《关于为魏挺群同志恢复名誉，追认为烈士的报告》。中共中央在同年7月的文件批示中说：“魏（挺群）的确是个很好的同志！”1985年4月，广东省人民政府追认魏挺群为革命烈士。
三、历史的回声与巧合
仔细阅读马、王两位老师的文章并做相关背景资料调研后，我确认其提到的《热烈慰劳你——新战士》一文作者是叔曾祖父尹自勇烈士，这既让我感到欣喜，又有些意外。我从小便听说叔曾祖父的故事，关于他的文章和书籍也有看到，但通过马、王两位老师的资料整理，才第一次看到叔曾祖父亲手留下的原始文档资料，“原来他既是个拿枪的战士和指挥员，又是位持笔的作者”，这是一种非常独特的跨越时空连接的鲜活感受。多年前，我在美国波士顿访学期间，曾多次到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借阅图书，却不曾想到在一墙之隔的特藏室内，竟有先人留下的记录。
马、王两位老师文章中提到了《红藏：进步期刊总汇（1915-1949）》丛书，该丛书是由中共中央组织编纂、湘潭大学出版社于2014年出版的国家出版基金项目，系统整理、影印了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共产党中央及其各级机构、组织、团体主办，或在其领导下创办的进步期刊，其汇聚中央档案馆、国家图书馆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档案馆和图书馆、部分革命博物馆之珍藏，诸多期刊合多地所藏，堪称国内最完整。受此启发，我想到，也许可以在其他期《青年实话》上找到叔曾祖父和周冠南烈士（同为江西永新人）留下的更多文字记录作为纪念。
经过努力，我查阅到了《红藏：进步期刊总汇（1915-1949）》（青年实话卷）中的第1、5、7册（共有7册），在这3册中，我确实找到了两位烈士在《青年实话》留下的更多文字记录，包括：《轻骑队（第三则）》（尹自勇；第15期，1932年4月15日出版）、《不准老公当红军，怕老婆投水不当红军》（尹自勇；第18期，1932年5月30日出版）、《前方欢迎兴国师》（周冠南；第二卷第二十三号，1933年7月23日出版）、《水边的青年》（周冠南；第二卷第二十五号，1933年8月20日出版）、《从潭港到乌江》（周冠南；第二卷第三十一号，1933年10月1日出版）、《我们在前方的青年》（周冠南；第三卷第二十一号，1934年4月29日出版）、《收拾子弹和子弹壳》（周冠南；第三卷第二十一号，1934年4月29日出版）、《全军团青年干事会议经过》（周冠南；第九十七期，1934年7月5日出版）、《一军团三个月青年工作竞赛动员工作检查》（周冠南；第99期，1934年7月15日出版）、《矮子岭战斗中的青年》（周冠南；第100期，1934年7月20日出版）等。这些文字记录的内容涵盖士兵招募、新兵训练与慰劳、作战、青年工作组织、生产生活等诸多方面，让人似乎穿越时空全方位见证到那个热血沸腾、激情澎湃的年代。
《青年实话》第十八期目录
同时，出于保存历史资料和纪念先人的考虑，我通过电子邮件联系到了哈佛马小鹤老师，向他说明情况，请他帮忙提供《青年实话》110期残卷文章的扫描件。马老师很快给我回复邮件提供图片并介绍了他们工作的最新情况，还邀请和鼓励我写一篇文章，作为这组斯诺特藏系列文章中的一篇。我非常感谢马老师的支持和邀请，考虑到自己并非专业的文献考证和历史研究人士，在此，谨整理汇报上述资料调研情况，并从个人及家族史的角度补充介绍一些碎片化的情况和感想。
（一）残卷文章作者的籍贯
如前所述，斯诺特藏中的《青年实话》第110期残卷共有9篇文章，其中有3篇作者署名且检索可查询到对应人员信息，而在这3位作者中，有2位（周冠南、尹自勇）是江西永新人，江西永新籍作者占比非常之高。这中间自然存在巧合的因素，但另一方面，江西永新确实在中国革命史中有着特别的地位。
永新位于江西的西部边境，与井冈襟山依水，于东汉建安九年（公元204年）建县，古称楚尾吴头，县名来源于《大学·礼记》：“日永月新”。永新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湘赣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原湘赣省委所在地，“三湾改编”、“龙源口大捷”发生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永新全县有近10万人参军参战，占当时全县人口的近一半，参加长征的就达1.3万人，建国初统计的有名有姓的烈士8000多人，未能留下姓名的烈士更多。对此，郭沫若曾在《宿永新》一诗中感叹：“长征逾万参加者，烈士八千磊落才。”
而尹姓和周姓则是永新当地的传统大姓，在唐朝和五代时期便已迁入。根据《永新县志》，永新人数最多的前十大姓氏是：刘贺尹龙周，李陈肖颜王。
（二）三湾改编与军人大会制度
《热烈慰劳你——新战士》一文中提到“各连队开军人大会，由政指报告慰劳战士的意义后，即开始募捐。”其中军人大会制度可追溯至三湾改编。1927年9月29日，毛泽东率秋收起义失败后的剩余部队到达永新县三湾村，针对部队组织涣散、士气低落的问题，进行了三项关键改编：（1）缩编部队：将师缩编为团，精简人员；（2）确立党的领导：在连队建立党支部，班排设党小组，营团建党委；（3）推行民主制度：成立士兵委员会，实行官兵平等。工农革命军在经过三湾改编后，士气高涨，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形成了新型人民军队的基础。
现行《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明确规定：“军人大会，每月或者一个工作阶段召开1次，由连队首长主持，全体军人参加，主要是连队首长或者军人委员会向军人大会报告工作，传达和布置任务，发扬民主，听取士兵的批评和建议。”
（三）井冈信使
时任三湾村党支部书记的李立见证了三湾改编的过程。毛泽东在到达三湾村的当天晚上，把李立叫了过去，先向李立仔细询问了三湾到九陇山和井冈山的路有多远，然后从身上掏出一封信给李立，要他帮忙把信送给住在茅坪的袁文才。李立接过信后，回到家里和父亲说了这件事，他父亲说：“去茅坪的路你不熟悉，况且又是走夜路，这封信还是要你叔叔送吧。”然后，李立的叔叔李德胜接过信，点了支火把照路便走了。这封信从此开启了“红军上井冈”“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历史新篇章。巧合的是，20年后，在解放战争的“延安保卫战”时期，毛泽东给自己取的化名正好也是“李德胜”。
李立后来历任中共宁冈县区委书记、永新县委常委、红六军团政治部民运部部长、中直机关党委书记（延安时期）、八路军南下支队政治部副主任、中共吉安地委书记、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贵州省省长等职，并一直心系三湾的发展，曾赋诗《三湾颂》：“三湾改编放光芒，支部建在连队上。军队服从党领导，战略转移上井冈。”尹自勇烈士的大侄儿尹敬达（我的祖父）曾任李立的秘书。
李立于2006年在北京逝世后，其次子何继明将军（随母姓）回到家乡永新三湾长驻，设立了“将军讲堂”，一直致力于三湾改编精神的宣扬与传承。
（四）亲情、友情、乡情的红色纽带
在红军到达前，永新便已有少量共产党员，如欧阳洛、“三刘”（刘真、刘作述、刘家贤）、王怀、贺氏三兄妹（贺敏学、贺子珍、贺怡）等。其中刘家聚 以及“三刘”（刘真、刘作述、刘家贤）都是永新西路片人，他们通过书信联系、邮寄刊物、开班夜校等方式在家乡传播共产主义思想、发展力量。当时，灌冲尹氏和沙堤刘氏是“世代结老亲”的姻亲关系，来往十分密切，尹自勇的哥哥尹世基、姐夫肖玉春等在“三刘”及刘家聚的带动下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加入革命队伍。
在上海“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后，国民党相继在各地以“清党”为名，大规模搜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在江西永新，1927年6月发生了“六·十”反革命事变，贺敏学、胡国槐（波）、龙中桂、尹世基、吴正宇等共产党员与群众团体负责人数十人被捕入狱。贺敏学组织狱中共产党员成立党支部，又利用亲戚探监之机会，在油纸扇的竹柄中藏密信，与狱外党组织取得了联系。
在中共吉安地方组织的领导和联络下，刘真、刘家贤分头到安福、莲花请王新亚、杨良善率领本县农民自卫队收复永新城；贺子珍则以她哥哥贺敏学是袁文才在永新县城读中学时的同窗好友，曾有结拜兄弟之交为缘故，自告奋勇前往宁冈联系农民自卫队出兵攻打永新城；而欧阳洛到南昌向省委作汇报后，留在南昌参加“八一”起义。
7月18日，四县（莲花、宁冈、安福及永新）农军联合攻打下永新县城，救出了被捕同志，是为“永新暴动”。之后，国民党军队大举反扑。四县农军浴血奋战，终因寡不敌众，只好分别撤退。其中，贺敏学、贺子珍、王怀、刘作述等率领永新暴动队及部分革命群众随同袁文才、王佐部于8月初撤往宁冈暂避。
而毛泽东在秋收起义时，就通过永新暴动领导人之一的王新亚了解到井冈山的情况，知道了贺敏学、贺子珍兄妹等人，并在此基础上决定，如果秋收起义失败，将带领部队前往井冈山。在毛泽东和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之事中，贺氏兄妹也确实发挥了重要的桥梁纽带作用。
1964年3月，永新暴动及红军上井冈亲历者尹世基之子尹敬达到福州拜访贺敏学前辈，贺敏学热情接待，仔细讲述往事并题词勉励留念（李立英为贺敏学夫人）
（五）胜利品
《热烈慰劳你——新战士》一文开头提到“长途行军，肩上挑着胜利品”，这些胜利品是什么？从何而来呢？结合刊发时间（《青年实话》第110期于1934年9月15日出版）看，这些胜利品极可能与1934年7至8月的红九军团“东线行动”有关。
1934年6月末，中共临时中央、中革军委决定，以红七军团红十九师为基干，补充一些新兵，扩编为新的红七军团，担负红军北上抗日的先遣队任务。与此同时，中共临时中央、中革军委命令罗炳辉等率红九军团，从江西石城进入福建，掩护红七军团北上，该行动定名为“东线行动”。
1934年7月7日，差不多与红七军团同时，红九军团也开始了北上的行动。红九军团秘密而轻捷地经宁化、清流、向红七军团前进的连城方向不断靠近，以吸引连城附近的国民党军，实现掩护红七军团顺利前进的目标。此时，红七军团已将永安城包围。红九军团经安沙接替红七军团佯作包围永安。在红军猛烈的火力下，永安守敌惶恐万状，不敢应战。其实红军意在威慑，故达到目的后红七军团迅速撤离北上，而红九军团继续虚张声势地围困永安。待红七军团走远后，红九军团立即虚晃一枪，撤永安之围掉头南下摆脱了国民党军，经西洋、桃源、兰坑、龙门，到达尤溪经十四都，于8月1日占领闽江沿岸重镇樟湖板，掩护红七军团渡过了闽江。红七军团过江后，一举击溃国民党军王敬久部，8月7日占领罗源县，并向浙江方向进发。
红九军团在掩护红七军团北上的东线行动中，不但胜利地完成了任务，而且缴获了大量的军用物资，成为东线行动的又一重要成果。原来，红九军团在占领尤溪时，缴获了军阀卢兴邦刚从骚扰福建沿海的日本军队手中购买的3万多斤黄色炸药、5万斤食盐和许多军用物资。中革军委领导得悉后十分高兴，向红九军团表示致敬，同时命令红九军团将所缴获的炸药、食盐等全部运回苏区，不能丢掉一斤，苏区太缺食盐了。
8月18日，红九军团从樟湖板出发。军团规定司、政、卫人员每人背35斤盐，每匹马驮200斤，战士们轮流挑，三个人挑两担或者四个人挑三担，军团长罗炳辉身先士卒独挑一担，全军组成了浩浩荡荡的运输大队。8月22日，历经千辛万苦的红九军团，进入永安石峰地区。宿营后，罗炳辉等对弹药、食盐进行检查，全部物资完整无损。他立即向中革军委拍发了情况报告。中革军委喜出望外地回电：红九军团宜迅速向连城朋口地区行动，同时告知已派少共国际师和民工数千人到朋口前来接运。
8月28日，红九军团历尽艰难，终于带着战利品进入中央苏区，到达连城姑田。休整一天后继续出发的队伍，在朋口遇上了来接运的少共国际师和民工运输队，一箱箱的黑黄炸药、食盐以及其他大宗物资被整整齐齐、完整无损地交给了军委兵站。
（六）深远而漫长的传递
回到《青年实话》。少共苏区中央局对办好这份杂志非常重视，强调《青年实话》作为“少共苏区中央局的机关报，是苏区团的最高的报纸”“这个报纸要成为苏区团的工作和群众工作的领导者，成为团在青年群众中扩大政治影响的有力工具，成为青年群众的组织者。”《青年实话》辟有红军中的青年工作、青工工作、青年妇女工作、工作检查与自我批评、前方通讯、战地趣闻、看图识字讲故事、破除迷信、青年卫生顾问、工农大众文艺、赤色体育、有奖游戏、故事笑话讲座及轻骑队、红板与黑板等专栏，此外还介绍国际形势、抗日前线动态、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情况等，既适合青年的阅读口味，又表现出相当浓烈的战斗性和导向性，成为指导共青团工作、教育引导苏区青年、提高自身素质和了解国内外大事、学习革命理论的重要工具。
《青年实话》第10期（1932年2月15日出版）和第11期（1932年2月25日出版）目录
《青年实话》的一篇篇文字，既是给广大青年的读物，也是一张张写给亲人、朋友、大众和未来的明信片：“我们的理想是什么，要建设一个怎样的社会？为了实现理想我们做了什么，还要做什么？”因为有这样的豪情、勇气和韧性，长征才成为了宣言书、宣传队和播种机。
“冒险、探索、发现、勇气和胆怯、胜利和狂喜、艰难困苦、英勇牺牲、忠心耿耿，这些千千万万青年人的经久不衰的热情、始终如一的希望、令人惊诧的革命乐观情结，像把烈焰，贯穿着这一切，他们不论在人力面前，或者在大自然面前，上帝面前，死亡面前都绝不承认失败一一所有这一切以及还有更多的东西，都体现在现代史上无与伦比的一次远征的历史中了。”1936年春，中共中央联络到宋庆龄，希望她能够推荐一位公道的记者前往陕北实地考察苏区情况。在宋庆龄的帮助下，6月初的一个午夜，斯诺孤身踏上了由北平开往西安的火车。他决心“拿一个外国人的脑袋去冒一下险”，带着无数疑惑，出发了。他将自己在陕甘宁苏区的见闻写成《红星照耀中国》（曾用名《西行漫记》），1937年10月后相继在英美出版发行，打破了国民党对苏区的新闻封锁，引发剧烈反响。
而在因缘际会之下，一份“在江西苏区，用粗糙的机器与纸张印制，历经万里长征到达陕北，仅剩残卷”的《青年实话》（第110期）经斯诺之手，跨越重洋到了美国，“斯诺特藏”又在数十年后经由哈佛大学的研究员整理、向公众展示，成为跨越时空的传递。
（七）斯诺的资料提供者
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提到了不少中共及红军人物的姓名，他们向斯诺提供了大量信息和资料。其中，有一位“李长林”的身份一直成谜。“李长林”是《西行漫记》中的重要人物，在英文版原著中写作Li Chiang-lin，首次出现在讲述贺龙生平轶事一章。在斯诺笔下，Li Chiang-lin是湖南人，时年三十一二岁。他奉周恩来之命，作为执行“重大外交任务”的红军指挥员，陪同初来乍到的斯诺从白家坪前往保安，途中向斯诺讲述了贺龙的故事。后来，由于朱德尚在前往陕甘宁根据地的长征途中，斯诺此行未得与其谋面，Li Chiang-lin又向斯诺讲述了朱德的生平事迹。种种迹象表明，Li Chiang-lin绝非等闲之辈。然而，《西行漫记》问世90年来，Li Chiang-lin的真实身份仍然未能得到确认。
直到近年才有研究者终于考证得出结论，“Li Chiang-lin”实为李湘舲（原红九军团政治部主任、开国上将李涛的曾用名）之发音。
李涛（1905-1970），湖南汝城人，曾用名：李开源、李盛才、李毓英、李炽、李湘民、李湘舲。李涛于1926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于1927年9月参加秋收起义，曾任红三军七师政治委员、红五军团第十三军三十九师政治委员、红一方面军政治部敌工部部长、红九军团政治部主任、军委纵队先遣突击队队长、军委二局政委、军委纵队司令员等职。1935年10月，长征到陕北，任西北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部长。1936年1月，李湘舲（即李涛）任红一方面军政治部统战部部长。冬，由中央派至西安杨虎城部作统战工作。因为国民党对红军师以上干部的名字大半知道，并记录在案，而李湘舲早就是红军高级将领，于是在周恩来建议下，将其名字由李湘舲改为李涛。
（八）灵魂三问
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中写了这样一段话：“在毛泽东追述往事的时候，我注意到，有一个旁听者至少和我同样感兴趣，这就是他的妻子贺子珍。很明显，他谈到的有关自己和共产主义运动的情况，有许多是她以前从来没有听见过的；毛泽东在保安的同志，大多数也是这样。”人们在理想的召唤下汇聚在一起，又在时代的洪流中继续前行。
在1936年陕甘宁之行后，斯诺与中共始终保持了良好的联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斯诺曾三次访华。第三次是在1970年8月至1971年2月，同来的有他的（第二任）夫人洛伊斯•惠勒。这是斯诺最后一次访华，见闻观感收入他的最后一部著作《漫长的革命》。“斯诺在中国各地访问了4个月，12月18日，毛主席请斯诺去中南海谈话和吃早饭，一直谈到中午。12月25日，《人民日报》在头版通栏位置报道了毛主席12月18日会见斯诺‘同他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的消息，并且刊出10月1日毛主席和斯诺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游行队伍时的合影照片，用含蓄的方式向美国发出信息。”“1971年2月，斯诺结束长达半年的访问，回到瑞士。他的访华报道，最重要的是毛主席和周总理同他的谈话，先后在意大利的《时代》杂志、美国的《生活》杂志等报刊上发表。4月间，美国白宫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尼克松总统已经注意到斯诺文章传达的信息，他希望有一天能访问中国。”
1972年2月15日，斯诺因病在瑞士日内瓦逝世。遵照其遗愿，其一部分骨灰葬在中国，地点在北京大学未名湖畔。
而很多年后，北京大学保卫部门工作人员的日常询问被人总结称作“灵魂三问”在中文互联网上热传起来：
“你是谁？”
“你从哪里来？”
“你要到哪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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