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背后是地理，地理是理解历史的要切。古代近东文明通常被称为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是希腊语，意为“两条河之间的土地”，这两条河即著名的幼发拉底河（Euphrates）和底格里斯河（Tigris），它们几乎同源，都源自现今土耳其东南部的陶鲁思（Taurus）山脉。陶鲁思山脉起自现今土耳其安纳托利亚半岛西南部，东西走向，南北宽50-150公里，有许多海拔2000-3000米的高山，最高峰海拔近4000米。它从地中海东岸蜿蜒向东，绵延约1200公里，在现今亚美尼亚与高加索山脉相接。陶鲁思山脉是一道巨大的天然屏障，南面是叙利亚和伊拉克，北面是安纳托利亚平原。
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水系图 来源: https://www.britannica.com/place/
“安纳托利亚”（Annatoliya）是希腊语，和拉丁语“黎凡特”（Levant）是同义词，本义为“日出之地”，引申为“东方”。希腊人说的安纳托利亚，通常指的是陶鲁思山脉北面的地中海沿岸地区。古希腊时期，这个地区曾出现过很多国家，著名的有佛律癸亚（Phrygia）、伊奥尼亚（Ionia）、吕底亚（Lydia）和卡里亚（Caria），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就出生在卡里亚的哈利卡那斯城（Halicarnassus）。近现代西方人通常称这个地区为“小亚细亚”，英国早年著名历史学家斯特兰奇（G. Le Strange, 1854-1933）很明确地指出，欧洲人从17世纪开始称这个地区为“小亚细亚”（Asia Minor）。在阿拔斯王朝（公元750年至1258年）时期，阿拉伯人称这个地区为“罗马省”（Province of Rum），当时属于拜占庭帝国。1453年奥斯曼土耳其人征服拜占庭之后，整个安纳托利亚半岛几乎都归属了土耳其人。
斯特兰奇的历史地理著作《东哈里发之地：从穆斯林征服到帖木儿时代的美索不达米亚、波斯和中亚》（The lands of the eastern caliphate : Mesopotamia, Persia, and Central Asia, from the Moslem conquest to the time of Timur），所附这幅历史地图很有参考价值。图中标注的地中海为“罗马海”（Bahr Rum），阿拉伯人也称地中海为“绿海”（Green Sea）。里海为“可萨海”（Bahr Khazar ），得名于当时的里海北岸的可萨王国。咸海为“花剌子模海”（Bahr Khwarizm），波斯湾为“法尔斯海”（Bahr Fars）。阿拉伯人称黑海为“Bahr Buntus”，意为“黑色的海”。该书中文译本名《大食东部历史地理研究》，2018年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译者为韩中义，译笔典雅，译名考究，注释详实。唯书中所翻印的地图字迹模糊，逊于原书地图。
陶鲁思山麓以南地区是古代赫梯帝国的发祥地。1271年年底，著名的威尼斯人马可波罗就是从这里启程，跟随他的父亲和叔叔前往中国。经冬及夏，费时3年半，约在1275年夏抵达忽必烈汗所在的上都。《马可波罗游记》正文第一卷第一章的标题是“小亚美尼亚”（Little Mermenia），讲述的就是这个地区，当时这里属于亚美尼亚王国。亚美尼亚人被认为是赫梯人（Hittites）后裔，他们今天的国土范围无法与过去相提并论，只保有高加索山脉南麓一些地区，在马可波罗书中第三章描述的“大亚美尼亚”（The Greater Hermenia）。
葡萄牙人Desperta Ferro在其2020年发表的《马可波罗与丝绸之路》（Marco Polo y la Ruta de la Seda）一书中，附有一幅马可波罗行程示意图，较为清晰。图中显示，他是从安纳托利亚地区出发，穿越西里西亚（Cilicia）、沿幼发拉底河右岸东行，绕过巴格达城，走巴格达至巴达哈伤大路，过帕米尔，抵达喀什。
幼发拉底河从陶鲁思山脉中流出后，在上游段转向西，流经叙利亚大城阿勒颇附近，再转向东南。底格里斯河的流向则偏东，沿途汇入了众多来自伊朗高原的河流。这两条河的河道大体上形成了一个细长的葫芦状，在靠近土耳其与叙利亚边境的地方，两河之间相距最大距离约为400公里。随后，两河逐渐靠拢，在中下游段相距最近处只有约50公里。然后两河再度分开，最终在下游合流，一并奔入波斯湾。
这幅图清楚地显示，幼发拉底河水流多来自其发源地陶鲁思山脉，底格里斯河则一路汇入了许多来自伊朗高原扎戈罗斯（Zaglos）山脉的河流。两河下游地区有很多湖泽，运河与支流纵横交错。来源: Encyclopedia Britannica网站
斯特兰奇在其1905年发表的巨著《东哈里发之地》（The Lands of The Eastern Caliphate）中，细致地描述了这一地区的地理形胜和地名沿革。公元642年阿拉伯人摧毁波斯萨珊王朝最后一支军队后，继苏美尔人、巴比伦人、亚述人和波斯人之后，成为这一地区的主人。阿拉伯人将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北部称为“贾兹剌”（Al-Jazirah），意为“岛”或“半岛”。这是一片坚硬且略带砂砾的广袤平原，几乎被河流包围着，像一个大岛一样。今天，这个地区分属伊拉克和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地区，阿拉伯人称为“伊拉克”（Al-Irak），英文转译为“Iraq”，意为“神赐予的土地”。
幼发拉底河的河床地势较高，在两条河最接近的地段，幼发拉底河洪水泛滥时，河水甚至会漫延到底格里斯河。在这个河段，两河都可用于航运。在远古的时代，这里就筑堤修坝，开凿了运河，借助地势，将幼发拉底河的河水引入底格里斯河。显而易见，这个位置的战略价值极高，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今天的巴格达城和费卢杰（Falujia）城就建在这个位置。
费卢杰城在幼发拉底河左岸，比巴格达城偏北一点儿。2004年，费卢杰民兵曾与入侵伊拉克的美军发生过激战，各国媒体做了大量报道，衍生出许多影视节目，为这座城市增添了英雄的荣光。费卢杰自古就是个大城，在波斯萨珊朝时被称为“安八儿”（Al-Anbār），意为“粮仓”，是储藏军需物资的要地。据记载，著名的古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在平定耶路撒冷叛乱后，将许多犹太人迁往巴比伦，史称“巴比伦之囚”。实际上，这些犹太人主要被安置在了安八儿。这里也是阿拔斯王朝第一位哈里发萨法（Saffah）的驻地，在他死后，他的弟弟满速儿（Manshr）新建了巴格达城，作为阿拔斯朝的都城。1258年，巴格达城被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汗的弟弟旭烈兀汗所攻取，终结了阿拔斯王朝，为日后波斯人复兴和突厥人崛起创造了必要的前提条件。巴格达城横跨底格里斯河两岸，交通便利，四通八达。“巴格达”（Baghdad）是古波斯语，意为“神赐之地”，和巴比伦（Babylon）、“伊拉克”的意思相近。阿拉伯人称巴比伦为“巴别尔”（Babil），在底格里斯河右岸，距巴格达城西郊几公里处，有几个很大的山丘，阿拉伯人称之为“巴别儿大土丘”（Great Babil Mounds），至今仍不断有文物出土。许多考古学家相信，这些土丘极有可能就是古巴比伦城的遗址。
来源：Timelines of World History,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Dorling Kindersley Limited, 2018, p.33
现代考古学和人类学研究认为，从公元前11000年至新石器时代（公元前7000-公元前5000年），人类活动的遗迹已遍布世界各个角落，包括俄罗斯的勘察加半岛、北美的阿拉斯加和澳大利亚等一些最偏远的地区。这个时期的大部分人类聚落已能够打造精细的石器工具，但多处在采集和狩猎阶段，就高避水，居住在天然的山洞里。
在尼罗河、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印度河、阿姆河、德涅斯特河以及中国的长江、黄河、西辽河流域，则开始出现从事作物种植和动物驯养的村落。新石器时期农业和畜牧业技术的积累和人口的增长，为定居社会形成创造了必要条件。在河谷地区，有成片的因洪水经年反复冲积而形成的平原，土壤肥沃疏松，便于耕种各种粮食作物。水草茂密，可以饲养牲畜。鱼类丰富，易于捕捞。
中国、印度、埃及和巴比伦这四大古代文明最初的历史，目前还都有很多荒渺无稽、模糊不清之处，准确的历史纪年无从确定。埃及历史纪年问题的解决，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一位古代埃及祭司曼涅托（Manetho），他在公元前280年前后写了一部古埃及历史，将古埃及划分为30个王朝，确定了基本的历史框架。在这个框架下，历史学家将埃及第一个王朝建立的时间确定在公元前3100年，即著名的上埃及国王美尼斯（Menes）征服了下埃及，并在孟菲斯（Memphis）建立了都城。金字塔是无可争议的古代文明精华，它们自古就矗立在埃及沙漠上，是埃及历史的荣光，任何历史教科书都无法忽略它。
在19世纪，欧洲学者大体上已掌握了埃及古代王朝的大致脉络。相比之下，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古代文明更为繁复，很多历史精华和传说的“巴别塔”（The Tower of Babel）一样，被深深湮没在历史尘埃里了。近几十年来，得益于诸多新的考古发现，包括叙利亚伊卜拉（Ebla）古城出土的大量泥板苏美尔文本的研读，整个中东地区早期历史线索清晰了许多。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文明起源地，在巴格达和费卢杰城以南的那片河谷地区，时间当在公元前4500年至公元前3500年。在那个时期，出现了重要的技术进步，包括犁的发明和牛的驯化，能够清除三角洲茂密的灌木丛，修建排水和灌溉系统，开辟大片的耕地，从事规模性的农业生产。出土的古代陶器证明，到公元前3500年时，已有由两头牛拉的木犁。据文字记载，有更大的犁，由八头牛牵引。随着农业种植和畜禽养殖业的发展，出现了更多的人口和更大的居民点，逐渐演变为城市和城市国家。在古代文字记录中，他们被称为“苏美尔人”（Sumerians ）。
埃及出土的公元前2040年至公元前1750年间的陶器殉葬品，表现出在金属农具出现之前，古代人用两牛挽木犁耕地的生动场景。来源：Ancient Egypt: An Illustrated History, by Brother Elias, Marshall Cavendish, 2022, p.10。 美国中东史学家肯尼斯•哈尔（Kenneth W. Harl）认为，埃及尼罗河地区的农业和以城市文明出现的时间，当比苏美尔稍晚。理由是直到公元前5000年左右，尼罗河才形成现在的河道，农业才有可能。公元前5000年左右，埃及人通过西奈人和腓尼基人，将苏美尔人驯养的山羊、牛、小麦和大麦引入了尼罗河谷。由于尼罗河水文可以预测，每年基本上准时发洪水，准时退去。沿河岸土壤肥沃，更适合种植。此后埃及迅速出现了新石器时代风格的村庄。来源: Origins of Great Ancient Civilizations, by Professor Kenneth W. Harl, Tulane University, The Great Courses, 2020, p.6
苏美尔人最早的城市是靠近波斯湾的乌尔（Ur）和乌鲁克（Uruk），乌尔是《圣经》中经常提到的城市，乌鲁克可能是苏美尔最大的城市，在公元前2700年至公元前2650年间，这个城市产生了苏美尔史诗《吉尔伽美什》（Gilgamesh），当时乌鲁克的人口估计有2万人。除了这两个城市之外，在苏美尔至少还有约20个规模略小的城镇，包括苏美尔中部的尼普尔（Nippur），它被视为这片土地上最神圣的城市。
神庙是每个城市的政治和经济生活的中心，由于这个地区缺少建造神庙的一些重要材料，如石材、木材和金属，必须通过开拓贸易线路从外部进口。为此，苏美尔人与东部的“阿兰人”（Elam），也就是后来的伊朗人建立联系，进入伊朗、阿富汗和现今的巴基斯坦。阿富汗的天青石色彩纯正，被视为“神的眼睛”，用以装饰神像，自古备受珍视。同时，苏美尔人沿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进入叙利亚，通过叙利亚人进入腓尼基和小亚细亚。对外贸易路线也将苏美尔各城市联系起来。
随着城市生活和对外贸易的发展，苏美尔人逐渐完善了文字和书写。在19世纪欧洲人首次发现这些文字时，称其为“楔形文字”（cuneiform），它们写在泥板或刻在石板上，字母像木楔。伊卜拉古城遗址出土的苏美尔泥板文本证明，到公元前2800年时，苏美尔文字书写系统已达到了一个相当完备的程度，学者们至少有2000多个词可以辨别，有象形文字，有表音文字，有表意文字，有限定词，能表达不同地区口语的细微差别。
苏美尔北部的阿卡德（Akkad）和东部的阿兰人也使用苏美尔文字书写，有时同字不同义，书记员为此使用限定词，以此区分不同的意义。今天一些西方学者认为，埃及的书写概念和方法由苏美尔商人带过去的，时间约在公元前3500年至3100年之间。约公元前2500年出现在印度河流域的文字，至今难以辨认，很可能也是在苏美尔文字基础上演化衍生而成的。
阿卡德帝国全盛时期（公元前2334年至公元前2218年）疆域图。Source：https://www.worldhistory.org
苏美尔人与后来的腓尼基人和希腊人一样，在语言和文化上是统一的，在政治上是分裂的。各城市国家之间经常因土地纠纷和贸易路线控制而起冲突，与北部的阿卡德人和东部的阿兰人也发生战争。
阿卡德人控制着美索不达米亚中上游地区，都城建在今天的巴格达和费卢杰城之间。公元前2340年前后，阿卡德人的国王萨尔贡（Sargon）先后征服了苏美尔、腓尼基和叙利亚北部地区。比布鲁斯和伊卜拉这两个城市都不战而降，纳款呈贡。萨尔贡没有破坏所征服的城市，而是通过任命行政官员的方式，建立了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历史上第一个多民族帝国，为未来的王国和国王设定了标准。
萨尔贡对腓尼基的远征被记录了下来，他登上了黎巴嫩山，派人砍伐了许多高大的“黎巴嫩雪松”，通过幼发拉底河运回了阿卡德。这是一项值得称颂的伟业，在苏美尔人的史诗《吉尔伽美什》中，黎巴嫩山的雪松林是已知世界的边界和尽头，雪松林则由巨大的怪物看守着，凡人无法撼动。
公元前2320年，萨尔贡远征陶鲁思山脉南麓的赫梯王国，但没能攻取赫梯的都城赫图萨（Hattusa）。萨尔贡死后，他的两个儿子先后即位，治理得当。萨尔贡的孙子纳拉姆辛（Naram-sin）在位期间，再次对安纳托利亚地区进行了远征，有所斩获，阿卡德帝国疆域和贸易繁荣都达到了顶峰。公元前2083年，阿卡德帝国崩溃，具体原因不明确。公元前2000年前后，苏美尔的一些主要城市被摧毁。这是整个近东地区一个黑暗时期，文字记录很少，几乎空白。到公元前1800年时，苏美尔人的口语文字消失，不复见于泥板档案。一个来自叙利亚北部和东部的半游牧民族“亚摩利人”（Amorites），在苏美尔和阿卡德地区占据了统治地位，他们同化了苏美尔人。亚摩利人建立了新的政权，继承了苏美尔人的文教制度，采用阿卡德语作为行政语言。
古巴比伦国王汉谟拉比（Hammurabi）站立在一个神像面前，接受神的旨意。石碑的正面和反面，用阿卡德文字刻写着《汉谟拉比法典》（Hammurabi’s Code）全文，保存完好。来源: Timelines of World History,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Dorling Kindersley Limited, 2018, p.31
正是在这个时期，出现了著名的亚摩利人国王汉谟拉比（Hammurabi），他生于公元前1810年，死于公元前1750年。汉谟拉比在位时间长达40年，他以巴比伦为中心建立起一个新的帝国，在许多方面，汉谟拉比时期的巴比伦被视为青铜时代中期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顶峰。
著名的《汉谟拉比的法典》刻在石碑上，是用阿卡德语发布的。法典序言对法律原则做出了强有力的陈述，将君主政体与诸神的正义联系在一起，国王是“其属民的牧羊人”（the shepherd of his people），其身份是“牧”，职责是“牧民”。这与古埃及文明的传统明显不同，在埃及，法老就是活着的神。中国文明道统的精髓在“教”字。乾隆帝在《历代通鑑辑览》卷一“太昊伏羲氏”条有如下批语：“君民之道，莫大于教养。伏羲氏作佃、渔、畜牧，皆所以为养也，而教即行其中。后世视教养为二者，去古远矣！”乾隆帝学养深厚，评点切要。《礼记•学记》曰：“发虑宪，求善良，足以謏闻，不足以动众；就贤体远，足以动众，未足以化民。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古圣贤倡导的“教”与“学”二字，当是中国文明最深厚的基石。
《御批历代通鉴辑览》是清乾隆帝敕令官员学者集体纂修的编年体通史，上起太昊伏羲氏，下讫明代。剪裁和内容精当，篇幅适中，易于阅读。书中有乾隆御批近两千条，作为眉批，见解精辟。据斯诺所著《毛泽东自传》，毛泽东在湖南省一中读书时，一位国文教员借给他一部《御批通鉴辑览》，里面有乾隆帝御批。“我读了《御批通鑑辑览》，得出结论，不如独自看书学习。”
汉谟拉比法典体现了此前1000多年美索不达米亚城市文明发展成果的精华，为后来中东地区法律体系树立了典范。法典共有282款，少部分条款涉及的是刑法，大多数法律条款涉及的是民法。刑法中有一个重要的原则，称“lex talionis”，意为“同等惩罚”，一个家庭遭受的任何伤害或死亡，必须由犯罪者家庭以同样的损失予以补偿。这条原则简明，实用。法典中涉及民法的条款非常广泛，关于收养、离婚和继承的法律规定极复杂，许多都与妇女及其管理财产的权利有关。法典中有关各种合同法涉及面很广，其条款非常严谨，一丝不苟，许多情形都明确规定通过银两赔偿来裁决。这说明，当时美索不达米亚地区自古就带有贸易国家的色彩，商业经济繁荣，用散银交易很普遍。作为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下游的关键城市，巴比伦成为整个地区的中心城市，其占据贸易路线枢纽的地理优势得以充分发挥，它的声名远播，以至不朽。但不应忘记，巴比伦文明源于其下游苏美尔人的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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