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历史学家、蜚声海内外的先秦史研究专家、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先秦史学会原副会长、上海大学博物馆（筹）首任馆长、上海大学第一届学术委员会委员、历史系原主任、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原主任、华东师范大学原中国史学研究所所长谢维扬先生，因病于2025年11月5日22时在上海逝世，享年79岁。
谢维扬先生1947年6月出生于上海，1997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8年8月至1978年9月在黑龙江省国营农场工作，1978至1984年就读于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师承著名历史学家金景芳先生，先后获硕士、博士学位，是吉林大学培养的第一届历史学博士。1984年12月从吉林大学毕业后，就职于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史学研究所，先后任研究室主任、所长。2001年到上海大学文学院工作，曾任历史系主任、上海大学博物馆（筹）首任馆长，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主任。
谢维扬教授
在写发言稿的时候，甚至直到此时此刻，我还是不敢相信老师已经离我们而去。我们6月份刚给老师过了生日，他精神那么好。上周二老师还在我们的学生群里发言，感觉他的情绪是那么饱满。前几天我还在想，马上要到年末了，又可以见到老师了；我们七月开会的时候还商量着，明年老师80寿辰的时候一定要好好庆祝一番。没想到噩耗就这么突如其来，猝不及防……
不敢相信老师的离去，因为做老师的学生是那么幸福。老师的学问贯通中西，融通理论思考与史料辨析，在周代家庭形态、文明起源等领域成果丰硕，“不对称双亲世系”“不完全父系单系世系”“世系集团”“国氏集团”与“非国氏集团”等概念令学界耳目一新；老师系统引入“酋邦”理论，反思传统“部落联盟”学说，代表作《中国早期国家》及相关系列论文开创了中国早期国家研究新视角。老师重视新出土文献研究，发表《古书形成研究与古史史料学问题》等重要学术论文，主持主编《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新出土文献与古代文明研究》等文集，极大地拓宽了先秦文献研究视野，卓越的学术地位有目共睹。老师主持主编的《王国维全集》，集中国史学研究所30余年之功，收录王国维著述、译作、书信等各类文稿共20卷，约844万字，为迄今最全版本，学术贡献惠泽学林。我们有幸成为老师的学生，有机会站在巨人身边登高望远，在学术的旷野里心旷神怡，哪怕我们中间有同门毕业后不再从事学术研究，在师门学习的时光也是一段幸福的智识之旅。
谢维扬教授七十寿辰师门聚会合照
做老师的学生是那么幸福，尽管我们入门的时候大都稚嫩，却始终得到老师的托举和鼓励。我的第一篇学术论文《睡虎地秦简与龙岗秦简的比较》最初只是一篇作业，却得到老师的推荐，得以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上发表。我、灿鹏和彭华，得到老师的支持到吉大和清华大学访学，有幸见到金老和众多知名学者。后来，老师也都会带着学生参加学术会议，让我们真切触摸到了学术传承的脉动，大大拓宽了学术眼界。一直到现在，每当有同门的大作发表，老师都会在微信群留言，祝贺取得杰出成果，鼓励大家再接再厉。老师最近的一条微信停留在11月4日周二下午5：33，是关于《中国早期国家》一书再版消息，“谢谢彭华的转发！也谢谢同学们的鼓励！希望我们同学们也都不断推出更高学术价值的杰作！我相信你们一定会！”不管走得多远，身后一直有老师期待的目光，做老师的学生是多么幸福！
在老师身边学习，收获的不仅仅是学术，更有如何做人、做事。老师的君子之风，很多同事朋友、包括我们学生都有感受。而我印象更深、受益更大的还有老师的乐观精神。读博的时候，因为跨专业的缘故，我差点坚持不下去，迟疑了很久，小心翼翼地去问老师：“您学问这么好，也有写不下去的时候吗？”老师爽朗地笑了，给我讲他在吉大的经历，告诉我，研究中遇到挫折很正常，写不下去了就去打打球，跟师兄弟吃个饭，说不定回来就又有思路了。“一切都会好的！”谁也不知道老师的这番话给了当时的我多大的力量，我一下放松下来，老师说“一切都会好的”，那就都会好起来的！就这样我顺利完成了毕业论文。临近毕业，毕业后，还是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当我向老师抱怨，老师静静听完，然后坚定地告诉我：黄爱梅，我相信一切都会好的！这个世界会好吗？我怀着疑问。待年岁渐长，我感觉自己慢慢理解了老师的乐观，那就是不管这个世界是不是会变好，我们都执着于自己的内心，坚持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那么，今天一定会比昨天好，明天一定也会比今天好！一直被老师的乐观安慰着的我们，是多么幸福啊。
而今天，我们的幸福戛然而止。老师的鼓励永远停留在11月4日周二下午5：33……
古人说：“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今人说，因为见过太阳，所以无法安于烛火；因为登临过顶峰，所以脚下的每一步，都是为了再次触摸那片天空。作为您的学生，曾被您的学识指引、被您的鼓励托举、被您的乐观安慰，未来我们也将学着指引、托举和安慰他人，传承您的学术，也传承您的精神。
老师，我们会永远想念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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