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美国最具象征意义的城市之一，纽约的地方政治历来具有超越城市本身的全国性乃至全球影响力。在这一背景下，上周二举行的市长选举格外引人注目：佐赫兰·马姆达尼（Zohran Mamdani）——一位直到一年前仍寂寂无名的纽约州众议员，在短短十二个月内成为选战黑马，以50.4%的得票率、超过一百万张选票的优势，赢得了世界上最重要城市之一的市长宝座。
当地时间2025年11月12日，美国，纽约市当选市长马姆达尼出席在哈莱姆区举行的美国国家城市联盟新总部剪彩仪式。视觉中国 图
这一结果几乎颠覆了所有人的预期。一年前，马姆达尼宣布参选时，外界普遍认为这不过是又一位地方政坛新人的试水之举；十二个月后，美国政治却再次迎来一场足以与特朗普二度胜选相提并论的震动。
一
即便以混乱著称的纽约政治史上，2025年的市长选举也显得格外充满不确定性。按惯例，现任市长在首任期末竞选连任往往具有较高优势，但艾瑞克·亚当斯（Eric Adams）成为了一个显著例外。
亚当斯在上届选举中曾以压倒性优势赢得民主党初选与大选。当时，新冠疫情引发的治安恶化达到顶峰，“撤资警察”（Defund the Police）运动在部分进步派中兴起，却在纽约等大城市的低收入与少数族裔社区中激起强烈反弹。在这种背景下，亚当斯以“既能强化治安，又能防止警察滥权”的承诺赢得了广泛支持。作为前纽约警官，他强调自己既理解警队内部问题，又有能力通过提高警力配置和训练质量实现“安全与公正”的平衡。其竞选纲领在交通、住房、财政等议题上同样体现出一种“以温和实用主义实现进步目标”的路线，成功打动了跨阶层选民。
彼时，亚当斯一度被视为民主党温和派的潜在领军人物，被寄望成为化解党内分裂的“布鲁克林版拜登”。然而，执政不到两年，他的施政能力与政治操守迅速遭到质疑。媒体陆续揭露，他所任命的顾问、亲信与局长中，多人卷入滥用公款、行贿、妨碍司法等腐败案件。截至目前，已有九人遭调查或起诉。
在治安领域，亚当斯的改革承诺也未见兑现。他任命的首位警察局长基尚特·苏厄尔（Keechant Sewell），在警界与公众中口碑极佳，却因不满市长办公室对人事任命的干预，于上任一年半后辞职。其继任者、亚当斯的亲信爱德华·卡班（Edward Caban）则在住所被联邦调查局搜查后，仅两个月便被迫辞职。
围绕亚当斯本人的腐败丑闻，最终成为其政府系统性腐败的高潮。2024年9月，在市长官邸遭到联邦调查局搜查后，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正式起诉亚当斯，指控其收受来自土耳其方面的贿赂。然而，随着特朗普在总统选举中的胜利，亚当斯试图以“在纽约为其提供便利”为交换条件，换取白宫对司法部施压、撤销起诉。这一决定在司法体系内部引发了广泛的质疑，被不少法官与检察官视为政治干预司法独立的危险先例。
在这样的背景下，纽约市民对亚当斯政府的失望早已不仅限于政策层面。对许多人而言，这四年的施政印象可以概括为两个词：“混乱”与“腐败”。他的支持率在选战伊始便跌至谷底，几乎失去了任何连任的可能性。在这样一个现任市长实际上丧失竞争力的前提下，民主党初选自然而然地演变为温和派与进步派之间的又一次对决。
随着选战展开，纽约政坛多位知名进步派人物相继宣布参选，其中包括市议会议长艾德里安娜·亚当斯（Adrienne Adams）、州参议员杰西卡·拉莫斯（Jessica Ramos），以及一度被视为领跑者的市审计长布拉德·兰德尔（Brad Lander）。在他们之中，最终的胜者马姆达尼起初不过被视为又一位陪跑的年轻左翼议员。
二
温和派方面坚信，问题并非出在其政策路线，而在于亚当斯本人形象的崩塌。换言之，他们需要的只是一个能重新代表“务实进步”旗帜的新面孔。3月1日，这一人选正式登场——前纽约州州长安德鲁·科莫（Andrew Cuomo）宣布参选。科莫可以说是纽约州21世纪最具影响力、也最具争议的政治人物之一。作为前州长马里奥·科莫之子，他先后担任过克林顿政府住房与城市发展部长以及纽约州检察长，并于2011年追随父亲的脚步当选进入州长府。
在长达十年的执政期间，科莫为纽约州留下了一份高度两极化的政治遗产。一方面，他主导完成了拉瓜迪亚机场翻修、地铁二号线延伸等一系列被视为“不可能完成的”基建项目，被城市规划学界称为“近半世纪以来在城市基础设施方面最具实绩的州长”；他还成功平衡了州财政，并推动了最低工资上调、同性婚姻合法化、堕胎权确立等政策成果。这些成就让进步派难以公开攻击他，同时也强化了他对民主党州级权力结构的掌控。然而，科莫的政治风格——强硬、中央集权、几近傲慢——也为他积累了广泛的怨恨。2020年疫情期间，他主持的每日防疫简报让他一度成为全国最受信任的州长之一；但仅仅一年后，随着多名女性同事指控其性骚扰，科莫迅速失去党内支持。在州检察长办公室发布的独立调查确认指控属实后，他被迫于2021年辞职，政治生涯戛然而止。
科莫就以这样一种“政绩突出却包袱沉重”的双重形象进入了本次市长选举。而他宣布参选的那一刻，便以压倒性优势空降至民调首位。尽管性骚扰丑闻让不少纽约市民心存芥蒂，但在经历白思豪与亚当斯十余年的治理混乱之后，纽约选民——尤其是工薪阶层——急需一位能够保证效率与行政能力的领导者。科莫无疑恰好填补了这一期待。因此，在各方预测中，他战胜兰德尔、拉莫斯等进步派领先者、顺利拿下初选几乎没有悬念，唯一的变数不过是他会以多大幅度胜出。
绝大多数预测后来都被证明准确，除了一个关键变量：民调起步仅1%的马姆达尼，在短短数月内狂飙近40个百分点，迅速缩小与科莫之间的差距。在初选前最后阶段，科莫仍保持微弱领先，但选举当晚，马姆达尼却意外地在排序选择投票（Ranked Choice Voting）的第一轮计票中即取得领先，并最终在当夜被正式宣布为黑马与胜者。
三
事实上，只要在投票日前持续追踪选情，马姆达尼人气的上升趋势并非毫无迹象。与其他候选人Instagram上“出席活动—致辞—扫街—社区访问”这一套千篇一律、信息密度不高且难以吸引年轻选民的传统素材不同，马姆达尼的社交媒体运营堪称专业级水准。他的主页上大量出现的是“边走边讲（walk and talk）”式的短视频：他穿行于纽约不同街区，以直白、易懂且节奏恰到好处的方式阐述政策主张。视频的拍摄、剪辑、音效与色彩统一度明显高于对手，不仅精准契合社交媒体用户的观看习惯，也通过统一的字体、色调和叙事形式，构建了极具辨识度的视觉品牌。
更关键的是，马姆达尼选择了一个极其精准的核心议题：纽约居高不下的生活成本及其给市民带来的沉重压力。他深刻意识到，这一主题跨越意识形态与阶层，具有罕见的共鸣能力。相比之下，其他进步派候选人要么对此投入不足，要么仍然在身份政治等议题上耗费过多叙述。马姆达尼则以极高密度强调“降低纽约生活成本”这一承诺，成功吸引大量中低收入选民，甚至争取到了部分2024年特朗普选民的支持——后者当年的投票理由之一，也正是对生活成本的强烈不满。
与此同时，马姆达尼也逐渐成为部分选民情绪的“投射载体”，尽管这些情绪的来源、方向与诉求彼此迥异。他寂寂无名、相对局外者的身份，让厌倦了白思豪与亚当斯多年行政低效的选民看到一种“摆脱旧政治”的可能；对持续高企的通胀与生活成本不满的市民，则寄希望于他提出的一系列激进改革，情绪上类似于许多人在一年前将改善生活希望寄托于特朗普的方式；而在移民与身份政治等议题上，尽管全国范围内的进步派在2024年遭遇普遍反弹，但纽约作为民主党最稳固的堡垒之一，其整体政治气候并未随之右转。相反，对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强烈不满，使得不少倾左的纽约选民渴望以一位进步派市长作为政治回应——马姆达尼恰好符合这一象征意义。
当地时间2025年11月4日，美国纽约，民主党人佐马姆达尼在市长选举之夜的庆祝活动上发表胜选演讲。视觉中国 图
然而，与其支持率的迅猛增长同步，质疑的声音也越来越多。批评者指出，他大部分民生政策在细节上缺乏可行性，其中争议最大的一项便是“纽约公交全面免费”。这一口号虽在年轻选民中极具吸引力，但美国政治学者查尔斯·莱恩（Charles Lane）直言，这是“灾难的配方”。他援引堪萨斯城的案例作为前车之鉴：该市在获得疫情补助后于2020年试行公交免费，并以补助填补票务收入缺口。然而，政策推出后，“循环乘客”（loop riders）——多为无家可归者、长时间拒绝下车、反复乘坐全程的人——大量增加；车辆内斗殴、设备破坏与财务损失随之上升。为了维持秩序，市政当局不得不额外投入600万美元安保支出。最终，在92%的公交司机反映安全状况恶化后、市民要求恢复收费、疫情补助耗尽而无新经费填补支出时，堪萨斯城于2025年中止了实验。相比之下，纽约在线路规模、运营成本与治安压力上均远超堪萨斯城，如若照搬政策，其负面后果势必被成倍放大。
莱恩进一步指出，马姆达尼不仅未提出任何明确的经费来源——纽约州长已明确表示不会提供额外拨款——其政策本身在经济学上也难以成立：需求上升而无对应资金支持，结果必然是服务质量下降。而从财政结构上看，“人人免费乘车”最终意味着以统一税收为来源、向所有收入层平等补贴，这与进步政治所强调的“针对贫困群体的定向福利”完全相反。事实上，这种模式属于典型的“逆向再分配（regressive redistribution）”：高收入者反而从中获益更多，低收入者反而受损。两年前纽约在有限线路上试点的项目也印证了这一点。与其实行全面免费，不如扩大现有的低收入乘客票价补贴，才是更具效率与公平性的途径。
类似的问题也出现在他提出的大多数经济政策中：构建“供销社式”公营杂货店以压低物价，听上去吸引人，却忽略了现实机制。事实上，私营超市的利润率本已极低，并非物价高企的主要原因；若公营商店以亏损方式运营，大型连锁超市凭规模仍能承受冲击，而首当其冲被挤出市场的反而是遍布纽约的街角杂货店（bodega）——它们往往是中低收入移民家庭赖以为生的唯一收入来源。至于限制房租，其结果同样可能背离初衷：过度的租金管制会进一步压缩开发商与房东的收益空间，从而抑制建设意愿，使住房短缺问题雪上加霜——这是跨派经济学者长期以来的共识。
在经济政策之外，马姆达尼提出的另一类主张也引发广泛争议：他对纽约公立教育体系的愿景被认为可能对相当一部分市民造成严重影响。马姆达尼长期反对“特许学校（charter school）”以及“人才计划（Gifted & Talented Program）”的存在。然而，在纽约现行的教育生态中，普通公立学校普遍面临经费不足、师资不稳与教学质量参差等问题；私立学校学费又高昂，使得依靠抽签决定入学名额的特许学校，以及面向学业成绩突出的学生设立的人才计划，成为大量中低收入家庭改善子女教育机会的唯一渠道。
当地时间2025年11月4日，美国纽约举行市长选举，街头民调显示马姆达尼领先科莫。视觉中国 图
数据表明，纽约特许学校中有95%的学生来自非裔和拉丁裔家庭；而“成功学院（Success Academy）”等名校系，连同布朗克斯科技高中等特长学校，也同样是许多工薪阶层亚裔、华裔家庭的重要选择。前纽约市教育局局长乔尔·克莱恩（Joel Klein）警告称，若马姆达尼的主张得以实施，结果将是把这些原本依靠特许学校或人才计划获得向上流动机会的学生，重新推回各自所在社区资源匮乏、升学率低的普通公立学校。这样不仅会加剧纽约已然严峻的机会不平等，也会使整体投入的承诺难以产生实质效果：它忽视了经过多年证明有效的成功路径，反而选择“从零重建”，缺乏针对性与可行性。
正因如此，《城市周刊》（City Journal）专栏作家妮可·杰利纳斯（Nicole Gelinas）在大选前撰文指出：马姆达尼多项政策的共同特征，是在“名义上”针对富人、但“实质上”却会对中产与低收入群体造成最为沉重的后果，与他所宣称的“让富人多付出、让基层受益”几乎方向相反。一些批评者则将这种“脱节”归因于马姆达尼本人的成长背景：他出身优渥，堪称“含着金汤匙长大”。其母亲米拉·奈尔（Mira Nair）是国际知名导演，曾获金球奖与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他本人先后就读于开普敦的圣乔治文法学校、纽约的银行街学院以及布朗克斯科技高中等顶尖私校与人才项目。缺乏对普通公立学校体系与中低收入少数族裔家庭处境的真实体验，被不少批评者视为其政策“离地”、脱离现实的重要根源。
四
在初选爆冷获胜之后，马姆达尼的声势继续攀升，而反对阵营却未能找到任何有效的制衡方式。败选的科莫选择以独立候选人身份继续参选，虽在社交媒体上调整形象、试图模仿马姆达尼的“边走边讲”（walk and talk）模式，但其竞选信息始终乏善可陈，没有形成能够直击核心议题的主线叙事。与此同时，尽管深陷多起丑闻，亚当斯最初也拒绝退出，并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参选。他不仅与科莫争夺同一类选民，还在选战中耗费大量精力攻击与自身政见差别不大的对手，直到大选最后阶段才宣布退选，但为时已晚。
在另一侧，共和党候选人科蒂斯·斯利瓦（Curtis Sliwa）虽然在纽约毫无胜选可能，但依旧坚持至最后一刻，使得反对马姆达尼的票源进一步分散。最终，面对一位声势如虹的候选人，反对阵营既没有统一的领军人物，也无法整合出自洽的政治叙事。这为马姆达尼在大选中进一步扩大优势创造了关键条件。
因此，在大选当晚，马姆达尼以50.4%的得票率顺利赢下选举并不令人意外。与民主党在弗吉尼亚、新泽西、加州等地的同时胜利相叠加，许多民主党人将这一时刻解读为党内颓势开始逆转的标志；大量年轻选民更视马姆达尼为“未来政治的象征”，既是对特朗普政府的反击，又代表着新一代左翼力量的崛起。
然而，一旦深入审视马姆达尼的政策设计与竞选风格，便不难发现他与特朗普之间存在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二者都擅长以高度煽动性的语言、过度简化复杂的政策议题，并且许诺在现实中难以兑现的目标。这些特征正是典型的民粹主义政治叙事。
事实上，与传统民主党派系不同，马姆达尼在党内的归属，是被称为“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Democratic Socialists of America，简称 DSA）的激进派系。而这种“高能量、强叙事、弱可行性”的民粹风格，也正是该派系的共同特征。美国记者巴里·韦斯（Bari Weiss）曾提出一个颇具穿透力的比喻：共和党如今被极右翼民粹主义力量牢牢掌控，其轨迹始于本世纪初的茶党运动，并最终被更善于民粹叙事的特朗普所完全接管；同样地，DSA 借由马姆达尼的胜利达到顶峰，也可能意味着民主党正在经历属于自己的“茶党时刻”。
尽管目前民主党全国层级的主要领导人并非出自这一派系，但 DSA 的影响力已经在多个关键领域上升到类似“隐性建制力量”的地位。马姆达尼团队在社交媒体运营上的专业水准，以及对年轻人叙事节奏与传播习惯的精准掌握，固然是他赢得舆论战的重要原因，但另一项关键因素在于：纽约几乎所有具有舆论塑造能力的文化与媒体机构，都不约而同成为了他的盟友。
这种支持的广泛程度甚至跨越了政治话语本身——连诸如《美食与美酒》（Food & Wine）这种与政治领域几乎毫无交集的生活方式类杂志，也以报道明星的方式介绍他；而在纽约工作或生活的演员、歌手、艺术家与社交媒体名人中，几乎找不到不为他背书的公众人物。在如此舆论包围的环境中和面临进步派初选挑战者的威胁下，从州长凯西·霍赫尔（Kathy Hochul）、民主党众院领袖哈基姆·杰弗里斯（Hakeem Jeffries），直至前总统奥巴马，都最终公开支持或表态认可马姆达尼，尽管他们均明确表示在不少政策议题上与他持不同意见。这一幕不禁让人联想到 2016 年共和党初选后的情形：警告过特朗普危险性的党内重量级人物，在他胜出之后几乎一致选择了沉默或倒向支持。如今的民主党，似乎正在步入相似的困境。
这样的“茶党时刻”，无论对民主党还是对美国，都很难被视为好消息。回看选举夜的整体版图，弗吉尼亚和新泽西的两位民主党州长候选人阿比盖尔·斯潘伯格（Abigail Spanberger）与米基·谢丽尔（Mikie Sherrill）恰恰构成了与马姆达尼的鲜明对照。二人均为民主党内具有国防与安全背景的温和派，虽同样以反对特朗普为主轴，但她们在教育、税收、医保等议题上采取的，是强调可行性、循序推进的温和路径——换言之，以不带“颠覆体系”色彩的方式回应生活成本危机。
这种策略不仅更能吸引摇摆选民，也在选票中得到了清晰体现：她们在各自偏向紫色的州份，均以显著高于卡马拉·哈里斯的优势胜出；相比之下，马姆达尼的得票率则比哈里斯低至少十个百分点。换句话说，如果民主党将本次选举日的讯号解读为“向马姆达尼靠拢”，无疑将是对真正决定胜负的摇摆选民的重大误判。类似地，《纽约时报》编委成员、在宾夕法尼亚政治方面有丰富经验的作者本雅明·阿普尔鲍姆（Binyamin Appelbaum）在马姆达尼胜选后撰文指出：能够赢得宾夕法尼亚等关键州信任的，并非激进的左翼民粹，而是以现任州长乔什·夏皮罗（Josh Shapiro）为代表的、专注经济增长、安全与行政能力的实用主义中道路线。
从国家层面来看，两党之一被民粹裹挟已足以引发警惕；若两个主要政党同时走向民粹化，则意味着美国将失去理性治理复杂问题的能力。从缓解生活成本危机、改善工薪阶层处境，到修补美国长期瘫痪的移民体系，这些都远比街头口号与社交媒体短视频所呈现的激情简单得多、困难得多。
当然，马姆达尼并非必然无法成为一位负责任的治理者。他或许有机会在未来四年中，用实际施政证明自己虽以民粹风格赢得选举，却能够在执政中转向务实——选战末期的一些表态也曾显示出这种可能性。但令人担忧的是，不少观察者已经注意到，他在胜选之夜的讲话风格突然回到了更具战斗性的基调，与之前的温和姿态形成反差。这种信号难免让外界对他未来的执政能力以及纽约未来四年的方向，不敢抱持过高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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