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纽尔 ·卡斯特的《网络社会的崛起》《认同的力量》《千年终结》分别著于1996、1997和1998 年（2000年修订新版），从经济、社会与文化三维视角分析我们所处的信息技术时代，成为互为联系的“三部曲”。
尽管卡斯特用14年时间写作的著作出版已近30年，全球格局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可能本人孤陋寡闻，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看到比卡斯特更加深刻全面分析“网络社会”的论著。“三部曲”仍然是我读到的对当下世界认识最为清醒而清晰的著作，其对于网络社会的基本认识仍然有效，这正是高明的学者和高瞻远瞩的名著的魅力所在。
卡斯特的三部曲出版之后，还是发生了很多他未曾料到的世界大变化：新冠疫情的发生，俄乌战争、巴以冲突、以伊战争的爆发，无人机变成“杀人机”，太空武器化，“核战争”风险加剧，甚至一场大热战的可能性也在升温；特朗普的关税战和背后的总体战影响二战后的国际秩序，中美国家战略的对决，新冷战的卷土重来，中国的发展对世界格局的改变，全球化向半球化、区域化逆转，单边主义和多极世界渐成趋势；移动互联网的深度运用，手机的“躯干化”，ChatGPT以及DeepSeek的出现，短视频所带来的图像文化勃兴，人型机器人高速发展，人工智能将技术发展推进到挑战人类物种本身的境地，生物医学的突破使“人造人”成为可能；资本和技术的狂飙突进在给人类带来物质进化的同时，并没有解决人类的心灵迷惘和痛苦，甚至进一步加剧两极分化。
世界的变化如此迅速，超过人们的想象。“千年终结”只是一个象征性的符号。世纪的结束，并不能作为世界变化的一个质点，因为世界无时无刻不在变化之中。当然，最近的一个焦点是人工智能的迅速崛起， 这是卡斯特写作三部曲时没有预料到、也没有条件重点展开分析的，我们当然有理由期待健在的卡斯特对其有进一步的论述，或者关于人工智能的讨论能诞生像卡斯特这样的大学者和相关的系统著作。
2004年，曼纽尔 ·卡斯特在华东师范大学演讲 图源：东方早报
一、以观察与分析为方法：只做推测，不做预测
首先要强调的是卡斯特的研究方法。在中文版作者序中，卡斯特特意指出：“中国人许多有关新信息社会的观点大都取自美国的意识形态专家——未来学家，这些人是商业作家。他们的观点，多半是没有学术研究根据的臆测，以一种新版的文化殖民主义，将美国所发生的经验推延至世界各地。”
《网络社会的崛起》，（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 中文版作者序。以下简称《网》） 字里行间充满了对未来学家漫无边际的预测的不屑 （我们可以自行“脑补” 一下看过的那些风靡一时的畅销书），提醒人们“不要去迷恋那些未来学派的毫无学习基础和理论的预测”。卡斯特强调自己的研究方法是“将分析奠基于观察，并避免将理论化约为评论，以及尽可能让我的观察与观念来源具有文化多样性”（《网》，24）。卡斯特的目标是“通过分析实践来传播理论”，他的理论著作充满丰富而具体的案例研究。卡斯特论述的高明之处和超越之处，或者说最值得推崇的地方， 一是真正摆脱了西方中心论，具有全球视野。他走过全世界很多国家，懂六国语言，通过沉浸式行走考察，对世界形势有一个全面的、不受种族偏见和中心局限的全球化视野。比如在《千年终结》（北京：社会科学文 献出版社，2006年， 以下简称《千》） 中，他同时关注到亚太、欧盟和非洲，认为亚洲将成为未来的制造业中心，这从世界发展趋势来说，是完全可能的，甚至已经在逐步实现。二是不过分迷恋现成的理论体系和工具， 而是侧重观察与分析， 只做推测， 不做预测。通过切实有效的观察与分析， 他往往能够得出非常惊人的深刻见解，这种研究方法深得我心。三是与现实紧密结合，聚焦当下社会，尤其是信息技术条件下的网络社会，与我们当下的世界息息相关。卡斯特与彼得 ·霍尔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同事和合作者，后者主要探索文明中的城市发展，卡斯特则更为关注当下的网络社会。除此之外，卡斯特到过中国， 他对中国发展的观察与分析也颇有独到之处，虽然不尽准确，对中国的快速发展也预料不足，但比一般的西方学者要靠谱得多。
二、网络和自我的精神性分裂，认同能修补吗？
卡斯特多次强调：“一个新社会正在浮现。” 这个新社会可能是最好的年代，也可能是最坏的年代，是一个天使与魔鬼并存的半明半暗的时代。卡斯特眼中的“新社会”包括三个过程：信息技术革命；资本主义与国家主义的经济危机及再结构；文化上的社会运动。“这三个过程的互动与它们所触动的反应，带来了一个新的支配性社会结构，即网络社会； 一个新经济，也就是信息化/全球经济；一个新文化，真实虚拟的文化。而深植于这种经济社会和文化之内的逻辑，已经成为整个相互依赖世界里的社会行动与制度的基础。”（《千》，321）三部曲中贯穿了“网络与自我之间，资本主义网络的力量与认同的力量之间，公司全球化与另类的全球运动之间的矛盾逻辑”（《认同的力量》，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4页。以下简称《认》）。
一般读者对《网络社会的崛起》较为熟悉，卡斯特在书中论述信息技术条件下产生的“网络社会”， 敏锐地发现了“网络与自我”之间、功能与意义之间、网络社会的崛起与认同的力量之间的结构性精神分裂过程。他说：“我们的社会逐渐依循网络和自我之间的两极对立而建造。”关于“网络”如何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相信我们都有深刻体验，卡斯特概括道：“以信息技术为中心的技术革命，正在加速重造社会的物质基础。”（《网》， 1）无疑，“技术”已成为当今世界的主要诱导力量。科技发展之快， 已经大大超出我们个人、组织、文化与道德的控制能力。卡斯特认为“要改善的是人类自身，而不是机器，因为科技是人类的折射，而我们并不十分善良”（《千》，346），“今天我们拥有最神奇的工具，它可以帮助我们，或是毁灭我们，现在我们做的正是后者”（《千》，347）。被称为“AI教父”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辛顿在新近来华演讲中就谈到“聪明的”人工智能和“善良的”人工智能是两个体系。作为救赎，在信息技术导致的“网络社会”乃至“人工智能”所导致的“数智社会”环境下，回答“我们是谁”尤为重要。
关于“自我”，卡斯特在《认同的力量》中作了较多分析，着力阐述如何通过“认同的力量”构建“自我”。他说：“我所谓的认同，是指社会行动者自我辨认和建构意义的过程，它主要是奠基于既定的文化属性或一组属性上，而排除了其他更广泛的社会结构参照点。”（《网》，20）概括来说，就是历史、地理、意义、精神四个参数。在网络社会中，“失落的自我”只能以共享的、重构的认同为核心，追寻新的连接状态。“对抗信息化与全球化逻辑的社会的表达，围绕着原初的认同而建构起来，形成以上帝、地域、种族或家庭之名而建立起来的防御性社区。”（《千》，1）“在财富、权力与意象全球流动的世界里，对于集体或个人、认定或建构之认同的追寻，变成社会意义的基本来源 ……在一个普遍充斥着组织崩溃、制度丧失合法性、主要的社会运动消失无踪以及文化表现朝生暮死的历史时期里，认同变成是主要的，有时甚至是唯一的意义来源。”（《网》，3）作为网络社会的抵抗方式，“认同的力量”也在全世界滋长。卡斯特所谓 “原始认同”指的是宗教、民族、种族、地域的认同，并在后续分析中，将认同的力量划分为合法性认同（如权威、国家、民族和公民社会）、抗拒性认同（如反支配性逻辑的行动者和各种共同体）和规划性认同（如女权主义、环境主义等新的主体建构）三种。
反观我们的现实生活，确实如此，除了大的“原始认同”，其分解衍化出的各种新的社会认同力量也在不断诞生，可称为“现代认同”。 一场音乐会也会变成“粉”和“黑”的相互较量， 中医和西医、西方伪史论和反伪史论者各不相让， 甚至宁愿滑入反智主义的边缘，也绝不改变“人设”。除了环境主义、宠物主义等社会团体之外，在“网络撕扯”和“多极锤击”下，社会被切割成越来越小的“碎片”，以网络为基础，以族群、性别、年龄等社会属性为勾连，根据不同兴趣爱好自愿集结的朋友圈、“饭圈”比比皆是， 形成“碎片化”的社区认同。人们的内心因为多元极化而四分五裂甚至遍体鳞伤，无所适从的人们急切地寻找“认同的力量”，寻找灵魂的安放之处，与以网络为基础的信息化和全球化的“奴役”相对抗，建构起“自我”身份。毕竟，一个社会人仍然需要某些群体的力量来维持自己的社会关系，也需要某种认同，才能在这个社会中生存下去，找到生活意义和价值。社会运动已从“共识抵抗”转向“碎片抵抗”，从“积极抵抗”转向“消极抵抗”，从“阶级抵抗”转向“群体抵抗”，甚至从“兴趣抵抗”转向无兴趣的“躺平抵抗”。年轻人认为世界就是一个“草台班子”，干脆“你说你的，我做我的”，甚至奉行“现代犬儒主义”，以穿衣自由、吃饭自由和打卡自由为满足。“世界破破烂烂”，要靠“认同的力量”来“修修补补”。认同的力量导致21世纪身份政治成为路标。
2004年，曼纽尔 ·卡斯特在华东师范大学演讲 图源：东方早报
六、三部曲后，卡斯特反思“技术乐观主义”
当今世界的种种变化或许是在卡斯特论述范畴 之内的“倒退”或“逆转”，也或许是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究竟是“逆流”还是“趋势”，且让子弹再飞一会儿。
我非常有兴趣追踪卡斯特这位创造力旺盛的大师的最新动向和关注议题，关注他是否根据最新国际形势的变化而对已有分析有所修正，或者有进一步的观点发展。
卡斯特在2009年出版的《传播权力》一书中， 认为权力主要通过网络来行使，是一种“关系性能力”，即一个社会行动者能够不对称地影响其他行动者的决策，以使其自身的意志、利益和价值观得到实现。权力在网络中的运作有两种核心机制：一是编程能力，即设定网络的目标、规则、标准和价 值观的能力。类似于为计算机网络编写程序，决定了网络将处理什么信息、如何处理以及优先处理什么。在社会层面，这就是媒体集团、金融机构和政治精英通过引导公众舆论、制定市场规则和法律法规来行使权力的过程。二是转换能力，即连接不同网络以实现战略目标的能力。在复杂的网络拓扑中，这种能力能够充当政治网络、媒体网络、金融网络等不同网络之间的“交换机”，通过协调不同网络的资源和目标，来放大自身的影响力。
2018年出版的《断裂：自由民主的危机》，则分析了传统政治体系在全球化和网络化冲击下的崩溃，显示了他对“网络与自我”这一核心命题的持续关注，特别是全球化逻辑与地方认同主张如何共同塑造当代政治。在2021年题为“大流行时代下的网络社会”的演讲中，卡斯特将自己的理论应用于分析新冠疫情带来的全球性挑战，显示了其理论框架的持续适用性。
发表于2022/2023年的《网络社会再探》一文，重新评估了网络社会理论的启发价值，审视其面对过去十年全球巨变时的现实意义。一个关键的转变在于，卡斯特承认他早期的分析带有一定的“技术乐观主义”色彩，反思自己当时“被硅谷自由主义文化的浪漫热情所感染”，对互联网的解放潜力“过于乐观和不加批判”。笔者曾在2000年专门赴美考察互联网产业，所到之处无不洋溢着乐观的创业气氛，可以理解卡斯特在这种氛围下的写作心态。
现在，他以一种更具批判性的视角审视网络，承认“平台社会”的崛起，即权力日益集中于少数大型数字平台并形成“平台资本主义”，而非如早期设想的那样分布在水平网络中。他还更加关 注持续存在的数字鸿沟，以及网络被用于监视和控 制的现实。被资本平台控制的网络世界，有时候比现实世界更为不堪。现实世界尚有一定的秩序和道德约束，网络世界则是一个法治还远远没有健全的自由世界，也因此让人性之恶显露得更加充分。网络世界中，随意诽谤他人、攻击谩骂看似没有直接的物理伤害，但其实，无所不在的“网暴”因其具有广泛的大众传播力和永久记录性，对心灵更具伤害力，甚至也会通过“开盲盒”的方式导致实际的物理伤害。在真实社会中很快就会被遏制的犯罪， 在网络上却大量滋生蔓延。在网络以“爽”“博眼球”为传播要诀的环境下，越是不堪的行为越具有传播力，越是极端的言论越具有影响力。但人们又无法拒绝网络，在资本权力、技术权力和景观权力无比强大的今天，个体的人离开了网络，事实上已经无法生存下去。但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网络世界比现实社会更好还是更坏，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对于未来而言，都是不确定的。网络在带来福音的同时，也可能带来灾难。潘多拉的盒子一旦打开，就无法再合上。是成为被资本和技术所控制的网络“异化物”，还是想尽办法挽回人类的尊严和原真的人性，并没有定局。无论是信息技术还是人工智能，未来都取决于人们如何用好它，以及有没 有充分的智慧和良善可以用好它。不要忘了，还有 “上帝之手”。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2021年，卡斯特发表了题为《从城市到网络：权力主宰》一文，对自己的整个学术生涯作了高度概括。无论是分析物理城市还是数字网络，卡斯特社会学研究的根本对象始终是权力关系的构成与抗争，这让我们想起另两位与他的思想有联系的著名学者： 亨利 · 列斐伏尔和大卫 · 哈维。在所有关于城市正义的讨论中，由列斐伏尔提出，并由哈维在英语世界发扬光大的“城市权利”概念，至今仍具有无与伦比的理论穿透力和政治动员力。这一概念主张城市空间和资源的使用价值应优先于其交换价值，呼吁赋予所有城市居民集体塑造城市的权力。近年来，全球城市研究正在发生一个重要变化，充满争议的“文明”概念正在被一种强大且多维度的“正义”话语所取代。而 “城市权利”也应该延伸至“网络权利”来加以探讨。
卡斯特的研究并非完美无缺，面对批评，卡斯特为自己辩护，称其方法为“扎根理论”，认为理论构建是一个持续过程，理论概念是用于探索和发现的工具，而非一个封闭的、一成不变的体系。开个玩笑，卡斯特的研究方法或许正是我们倡导的 “把论文写在大地上”的最好样板。
（徐锦江，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文化创新研究院院长、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城市文化与大众传播领域研究。本文原题《一个新社会正在浮现》，现标题为编者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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