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谷的战争牟利者
在多年夸大外国威胁、渲染全球冲突风险之后，硅谷的军事初创公司终于迎来了属于它们的“战利品”——来自五角大楼的数十亿美元投资。这些公司将从近一万亿美元的国防预算中分得巨额拨款，用于研发无人机和人工智能武器系统。美国国会的两院——众议院与参议院——已分别通过法案，要求五角大楼进一步加码人工智能研发，并在军队内部“最大化作战者杀伤力”。换句话说，人工智能不再是科技公司用来描绘未来的噱头，而是被正式纳入战争机器，用来提升致命效率。
当地时间2025年9月20日，美国弗吉尼亚州阿灵顿，美国国防部总部五角大楼的航拍图。
据路透社报道，今年以来，美国股市中表现最抢眼的不是传统军工巨头，而是一批规模较小、专注于“新一代战场技术”的防务公司。它们依靠低成本、可快速升级、适应现代战争需求的技术路线，在华尔街吸引了大量资金流入；而五角大楼正将重点从庞大复杂的传统武器系统，转向更敏捷、可快速部署的系统，这进一步推动了这类企业股价飙升。
俄乌与加沙战争推动了全球军费增加，也令投资人将目光转向能快速生产人工智能驱动无人机、无人车辆等系统的公司。这些装备相对便宜、不依赖大规模地面部队，并符合“低成本消耗型”战争趋势。
《雅各宾》杂志转载了调查媒体The lever的一篇报道（作者Freddy Brewster和Luke Goldstein），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度分析。硅谷的军工初创公司——那些制造高端杀伤与监控设备的企业——在过去几年一直积极推动“外部威胁”叙事：他们声称，美国面临来自一些国家的高科技军事挑战，而只有最先进的无人机、人工智能与监控系统才能确保“国家安全”。政策研究者指出，这种论调往往将复杂的地缘政治问题简化为“技术竞赛”，从而正当化更多的军费支出。
如今，这场由恐惧推动的叙事，终于结出了金钱的果实。根据最新的《2026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众议院已批准至少47亿美元用于无人机、人工智能与量子计算投资。参议院版本更慷慨，将这一数字提升至56亿美元。两院仍需协调，但无论结果如何，这意味着自主武器系统首次被单独列入国防预算科目，象征着一个新的军工黄金时代。
与此同时，美国政府正削减医疗补助与食品援助等社会项目。然而，受共和党控制的国会仍大幅扩充五角大楼预算，把更多公共资金投向硅谷的军工合作伙伴。
推动这一预算浪潮的，不仅是军方本身，还有庞大的商业联盟。在无人机与AI产业背后，站着的是国际无人驾驶系统协会（Association for Uncrewed Vehicle Systems International, AUVSI）——一个强大的游说团体。该组织的成员名单读起来像美国科技与军工复合体的缩影：亚马逊、波音（老牌军机与商用飞机制造商）、霍尼韦尔（为军工与工业提供传感器与控制系统的供应商）、洛克希德·马丁（全球最大军工承包商）、RTX（前雷神，主要生产导弹和防空系统）等巨头，以及与特朗普家族关系密切的企业。
特朗普本人也为这场军事科技盛宴加了“催化剂”。他在7月4日签署的《大而美法案》（One Big Beautiful Bill）中，为无人机行业额外拨出80亿美元合同，并为反无人机技术增加13亿美元预算。这不仅是一笔金钱的注入，更是一种政治信号。
风险投资机构同样跃跃欲试。安德森·霍洛维茨（Andreessen Horowitz）、创始人基金（Founders Fund）与Lux Capital等风投巨头，已将资金源源不断地投入军工企业。它们支持的公司包括：导弹与无人机制造商Anduril、太空探索初创Varda、超音速飞机制造商Hermeus，以及由特朗普盟友、共和党金主彼得·蒂尔（Peter Thiel）创办的Palantir，这家公司专门为军方提供人工智能分析与“战场决策支持”。
这些公司与五角大楼之间，已经形成一条互相喂养的资金回路，即军方通过合同支出维系企业，而企业再通过政治游说与媒体叙事影响国防政策。最近一系列联邦行动，也为AI与无人机产业清除了障碍。今年1月，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取消对人工智能企业的部分监管与伦理限制，并推出所谓《AI行动计划》，几乎完全照搬了行业游说清单。
紧接着，6月的一道行政令“释放美国无人机主导力”进一步放松空域管理、刺激无人机制造。而国防部长皮特·赫格塞斯（Pete Hegseth）则命令五角大楼撤销更多生产限制，并成立跨机构工作组，以简化无人机采购流程。这里的“跨机构”指军方、国家安全机构与私营承包商共同参与的一种组织结构。这种结构常被批评为模糊了“公权力”与“企业利益”的界限。
这些行政命令发布后，无人机制造商股价迅速上涨，私人投资也随之涌入。政策专家指出，华盛顿几乎没有对这些高科技系统的“必要性”或“有效性”提出任何质疑。正如长期研究五角大楼合同的学者比尔·哈通（Bill Hartung）所说：“只要承包商提到‘无人飞行器’，五角大楼就会立刻给他们开一张巨额支票。任何批评声音一出现，硅谷的回应永远是——‘我们必须打败对手。’这就成了一个结束对话的方式。”
国防法案不仅是预算分配文件，也是在为未来的战争模式定方向。它明确要求五角大楼在更多日常军事任务中使用人工智能，包括让AI参与战机与无人机的飞行操作，并协助飞行员决策（并非完全自动杀人机器，而是辅助人类控制）。参议院版本进一步要求AI深入军方的网络安全、后勤等各个运作环节，并构建能够“一人同时操控多套无人系统”的作战结构，以提高效率与杀伤力。这意味着各种无人武器必须可以互通协作，而不是各自为政。
不过，法案也承认风险：如果自主或半自主武器快速上阵，可能会削弱“人类必须授权每一次杀伤”的原则。因此军方必须说明如何确保“AI不会在无人监督下自行开火”。与此同时，法案也希望将AI用于监视侦察与信息处理，但已有迹象显示军方过快引入大型语言模型等工具，可能产生网络安全漏洞或伦理风险（例如误导决策、数据泄露等）。
为了支撑这一切，法案推动放松AI数据中心的监管，并支持用“小型核反应堆”（small modular reactors）为其供能——这是硅谷科技公司多年来积极游说的诉求。文章还指出，国防部本身就是全美最大的能源消耗机构之一，而AI计算将进一步推高用电与冷却成本。
无人机领域范围很广：有远程操控的民用机、由人工智能自动飞行的系统，以及用于拦截无人机的“反无人机系统”。近两年风投向这个行业投入很多钱，但市场竞争激烈，客户主要是军方，很多初创公司还没真正赚钱，因此把希望寄托在政府的大合同上。
新法案鼓励大量采购小型、低成本无人机，并建议把这类轻型无人机当作“消耗品”（consumable commodities，类似弹药）来买，这意味着可以更快、从更多供应商处购买，审批更简便。问题是，国防部到现在还没有配套的作战指南、训练标准或专门的岗位设置，也就是没有说明这些无人机该怎么用，谁来操作，如何训练。这就可能出现：设备先大量进军队，使用规范、训练和法律伦理讨论却跟不上，从而增加误用或事故风险。
为争取更多公共拨款，行业利益相关者频繁出现在国会听证会与媒体上，警示来自外国的无人机威胁。自今年4月以来，国会就无人机技术与国家安全问题召开了多场听证会，出席者多为行业代表与军事鹰派，而能批判性反驳其论点的独立专家很少受邀。
在若干听证会与公开声明中，有关方面提出了许多耸人听闻的说法。例如，国际无人驾驶系统协会的负责人在国会证词中宣称，在2024年7月针对特朗普的未遂刺杀事件中“甚至使用了一架中国制造的无人机”。这里的说法基于媒体当时关于刺客在事发前可能使用无人机侦察现场的报道，但显然不能直接把这归咎于某个国家。
更普遍的问题是：尽管反复有关于外国无人机在美从事间谍或窃密活动的警告，一些独立审计与研究并未找到明确证据支持这些指控。比如，美国国家海洋与大气管理局（NOAA）的一份报告指出，多数商用无人机型号不太可能将数据远程回传至海外对手，即对手通过商用无人机窃取情报的可能性较低。管理咨询公司博思艾伦汉密尔顿（Booz Allen Hamilton）针对类似问题的分析也得出相近结论。
长期关注美国国防政策的批评者指出，关于无人机战争的许多说法其实被严重夸大。虽然中国在无人机产量上确实远远领先美国，占据全球约80%的生产份额，但一些专家质疑：这是否就意味着美国纳税人的预算应立刻优先大量投向这一领域？
哈通（Bill Hartung，美国知名军费与军工研究专家）指出：“我们听到很多带有绝对性的说法，例如谁先把人工智能全面应用到武器上，谁就会主宰未来，好像这是一场只有一个终点的竞赛。这听起来就像（某些科技领袖在说）：‘我是技术天才，信我就对了。’”
民粹主义、屏幕革命与后读写社会
本月初，因提出“历史终结论”而闻名的日裔美国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在线杂志《劝说》（Persuasion）撰文，指出在引发全球民粹主义浪潮的众多因素中，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兴起是最重要的原因。
在这篇题为“是互联网，笨蛋们”（It's the Internet, Stupid）的专栏文章中，福山首先列举了自2016年英国脱欧、特朗普首次当选美国总统以降，社会科学家、记者、专家和几乎所有人尝试对全球民粹崛起给出的九种解释：1、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政策带来的经济不平等；2、经历地位丧失的群体中存在的种族主义、本土主义和宗教偏见；3、将人们按照受教育程度和居住地分类的社会变革以及对精英和专家统治的不满情绪；4、像特朗普这样的煽动家个人的特殊才能；5、主流政党未能提供增长、就业、安全和基础设施；6、对进步左翼的文化议程的厌恶或仇恨；7、进步左翼领导层的失败；8、人性中的暴力、仇恨和排斥倾向；9、社交媒体和互联网。
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
福山指出，上述九个因素都在全球民粹主义的兴起中发挥了一定作用，民粹主义是一个多层面的现象，某些因素在解释该现象的特定方面时具有更强的解释力，但在近十年的思考之后，他得出结论：科技，尤其是互联网，才是全球民粹主义在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兴起并呈现其特定形式的最主要因素。
福山对前8个因素的不足逐一进行了剖析，这些解释中讨论的现象往往在过去早已发生过，发达社会在20世纪经历过比近年来更严重的恶性通胀、高失业率、大规模移民、社会动荡以及国内外暴力等状况在20世纪，因此无法解释全球民粹主义浪潮的兴起为何发生在欧美社会经济状况发生良好的2010年代。福山指出，当前民粹主义运动与以往右翼政治的表现形式不同，它并非由明确的经济或政治意识形态所定义，而是由阴谋论思维所定义。当代民粹主义的本质在于认为我们周围的现实证据是虚假的，是幽暗的精英在幕后操纵的结果。虽然阴谋论一直是美国右翼政治的组成部分，但今天的阴谋论愈发荒诞不经且影响深远。
因此，福山认为互联网的兴起才是最有力的解释。互联网取代了中介机构、传统媒体、出版商、电视和广播网络、报纸、杂志以及人们先前获取信息的其他渠道。早在1990年代互联网进入私人生活时，人们就为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自己的出版商、在网络上畅所欲言而欢欣鼓舞。而这既是这一时期人们普遍对各种机构丧失信任的诱因，也是其结果。
福山指出，互联网创造了一个平行宇宙，它与现实世界存在某些关联，但在有些情况下又与之南辕北辙。此前，“真相”由科学杂志、传统媒体以新闻问责机制、法院和司法发现、教育和研究机构的标准予以并不完美的认证，如今真相的标准开始转向特定帖子的点赞和分享数量。大型科技平台为追求自身商业利益，创造了一个奖励耸人听闻和颠覆性内容的生态系统，其推荐算法也同样出于利润最大化的考虑，将人们引向在过去不会被采信的信息来源。此外，网络迷因和低质量内容的传播速度和范围急剧加快和扩张。过去，一份主流报纸或杂志通常只能覆盖一百万读者，而且只覆盖一个地理区域；而现在，一位网红可以覆盖数亿粉丝，且不受地域限制。正如蕾妮·迪雷斯塔（Renee DiResta）在其著作《隐形统治者》（Invisible Rulers）中所解释的那样，网络帖子的内在动力学解释了极端主义观点和材料的兴起，网红们受其受众驱使，追求耸人听闻的内容。互联网的货币是注意力，而你无法通过冷静、反思、提供信息或深思熟虑来获得关注。
福山还提到了另一种可以解释当下政治特殊性的互联网内容，即电子游戏。枪杀查理·柯克（Charlie Kirk）的年轻嫌犯泰勒·罗宾逊（Tyler Robinson）就是这种关联的例证，他是一个活跃的游戏玩家，在弹壳上刻上了游戏世界的迷因。1月6日国会山动乱的许多参与者也是如此，他们服用了“红色药丸”因而“可以看到主流力量试图偷窃特朗普的选举结果”。电子游戏市场规模庞大，全球收入估计在2800亿至3000亿美元之间。
文章最后总结到，互联网的出现既可以解释民粹主义兴起的时机，也可以解释它所具有的令人费解的阴谋论特征。在当今政治中，美国两极分化的红蓝双方身处截然不同的信息空间：双方都认为自己正卷入一场关乎美国民主的生存之争，因为他们对美国民主秩序所面临威胁的本质的理解有着不同的事实前提。
互联网摧毁民主的观点并非福山的独创，《泰晤士报》（The Times）撰稿人詹姆斯·马里奥特（James Marriott）上月在其Substack博客上发表的“后读写社会的开端”（The dawn of the post-literate society）一文，提出了屏幕革命（screen revolution）这一概念。马里奥特认为，2010年代发生的以智能手机出现为标志的“屏幕革命”，是对18世纪印刷文化兴起带来的“阅读革命”的反动，正如印刷术的出现给腐朽的封建世界带来了致命一击，屏幕也在摧毁自由民主的世界。
马里奥特指出，我们所熟知的世界是在阅读革命中形成的。尼尔·波兹曼指出，十八世纪印刷文化的兴起并非偶然，它与理性日益增长的威望、对迷信的反感、资本主义的诞生以及科学的飞速发展息息相关。其他历史学家则将十八世纪识字率的激增与启蒙运动、人权的诞生、民主的到来，甚至工业革命的开端联系在一起。然而300多年后的今天，书籍正在消亡。在美国，过去二十年里，为乐趣而进行的阅读减少了40%，在英国，超过三分之一的成年人表示他们已经放弃了阅读。英国国家读写素养基金会（the National Literacy Trust）报告称，儿童阅读量“令人震惊和沮丧”，目前已降至历史最低水平。出版业正处于危机之中，过去能卖出数十万册的书现在能卖到几千册已是幸事……
更惊人的是，经合组织（OECD）在2024年末发布的一份报告发现，大多数发达国家的读写能力正“下降或停滞”，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就是2010年代中期智能手机在发达社会被广泛使用，这几年将成为人类历史中的一道分水岭。智能手机的设计初衷就是让人上瘾，让用户沉迷于无意义的通知、无聊的短视频和社交媒体的愤怒诱饵。现在，普通人每天平均要花7个小时盯着屏幕，而Z世代则高达9个小时。《泰晤士报》最近的一篇文章发现，现代学生平均要花25年的时间在滑动屏幕上。今天的大学正在教授第一批“后读写时代”的学生，他们几乎完全是在短视频、电脑游戏、令人上瘾的算法（以及日益流行的人工智能）的世界中成长起来的，他们中的很多人实际上失去了读写能力，读不懂莎士比亚、弥尔顿和简·奥斯丁等作家流传了几个世纪的经典作品，无法从书籍中汲取知识。知识的传承和学习的传统濒临断裂。马里奥特称，如果说阅读革命代表着历史上知识向普通人的最大规模转移，那么屏幕革命代表着历史上针对普通人的最大规模的知识窃取。
读写能力的下降导致了各种认知能力指标下降。一项名为“监测未来”（Monitoring the Future）的研究持续调查18岁的青少年是否在思考、集中注意力或学习新事物方面存在困难，报告存在学习困难的学生比例在20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初都保持稳定，但在2010年代中期迅速上升。这些认知问题不仅局限于学校和大学，各个年龄段的成年人中都出现了推理和解决问题能力的下降。除了信息和智力的流失，读写能力下降还造成了人类体验趋于贫乏的悲剧。几个世纪以来，几乎所有受过教育的有识之士都认为，文学和学习是人类存在的最高目标和最深慰藉，智能手机正在夺走这一切。21世纪在年轻人中肆虐的焦虑、抑郁和无目的感正是无意义、碎片化、琐碎的屏幕文化的直接产物，这种文化完全无法与人类对好奇心、叙事、深度关注和艺术满足的深层次需求对话。随之而来的是创造力和创新的终结。
马里奥特进一步指出，现代文明的整个知识基础设施都依赖于与阅读和写作密不可分的复杂思维：严肃的历史写作、科学定理、详细的政策建议，以及在书籍和杂志中进行的严谨而冷静的政治辩论。这些先进的思想形式为现代性提供了思想基础，而这些基础正在我们脚下崩坍：屏幕世界将比印刷世界更加动荡不安：更加情绪化、更加愤怒、更加混乱。写作让思考变得冷静和理性，而短视频可以通过大喊大叫、哭泣、播放煽情的音乐和展示可怕的图像等种种手段绕过逻辑论证而让观众屈服。很多观点如果写在纸上会显得荒谬至极，但在屏幕上却能让很多人相信，因此阴谋论者能够在网络上找到大批信众。这些情绪化和非理性思维方式的兴起对我们的文化和政治构成了深刻的挑战。
他接着写到，18世纪的阅读革命对于旧的封建等级制度发起了冲击。旧等级制度建立在前读写时代中神秘主义和情绪性思维的吸引力之上，而随着知识在社会中的传播，以及印刷术所培养的分析型、批判性思维模式的兴起，维系旧秩序的整个精神和文化氛围被摧毁殆尽。在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读者群的支持下，启蒙哲学家和激进思想家开始提出那些主要基于印刷品的批判性问题。权力从何而来？为什么有些人比其他人拥有更多？为什么人与人不平等？因此，即便印刷文化不是一个完美无缺、不可腐蚀的交流系统，但它无疑是民主的先决条件。印刷文化倾向于培育的深厚知识、逻辑论证、批判性思维、客观性和冷静参与，让普通民众拥有了理解统治者、批评统治者，甚至改变统治者的工具。
然而，短视频时代的政治更偏爱煽动情绪、无知和毫无根据的断言，这种情况对于拥有个人魅力的冒牌货非常有利。不可避免地，在后读写时代，敌视民主的政党和政客正在蓬勃发展。TikTok的使用与民粹主义政党和极右翼的选票份额上升息息相关。大型科技公司乐于将自己视为知识和好奇心的传播者，但事实上只有宣扬愚蠢才能维持其生存。让民众保持无知对于科技寡头们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其对于最反动的封建独裁者的重要性。古老的欧洲君主制不得不致力于审查危险的批评性内容，而大型科技公司却可以通过向我们的文化中灌输愤怒、分散注意力的和无关紧要的内容来更高效地确保人们的无知。这些公司正在积极摧毁启蒙运动的遗产，从而开启一个新的黑暗时代。
马里奥特最后指出，我们或许正在步入第二个封建时代，抑或正在进入一个想象之外的政治时代——无论如何，曾经熟悉的世界正在消逝，我们来到了后读写社会。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