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斯洛·克拉斯诺霍尔卡伊与当代欧洲的虚无与现实
匈牙利作家拉斯洛·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日前荣获2025年度诺贝尔文学奖，以表彰他“那引人入胜而富有远见的文学创作，在末日般的恐惧之中重申了艺术的力量”。 克拉斯诺霍尔卡伊著有九部长篇小说以及众多短篇小说集与随笔集，同时他还是数部电影剧本的作者，包括著名的《撒旦探戈》，后者的导演贝拉·塔尔（Béla Tarr）是克拉斯诺霍尔卡伊的同胞，同时也是当代欧洲最为重要的电影作者之一。在《对话》（The Conversation）看来，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拥有当今世界上最具辨识度与独特性的写作风格，繁复且看起来毫无止境的长难句伴随着一种“贝克特式的辩证法”，其内里是普遍的荒凉与道德的绝望之间的拉扯，以及那股疯狂而无穷的语言驱动力。
匈牙利作家拉斯洛·克拉斯诺霍尔卡伊
克拉斯诺霍尔卡伊的文学世界充满了一种被时间与命运碾压的荒芜感。正如《纽约客》刊载评论家詹姆斯·伍德（James Wood）的文章所指出的，克拉斯诺霍尔卡伊的小说让人仿佛看到一群人围绕着某种火堆取暖，然而走近一看，那火堆根本不存在。这既是一种关于虚无的幻觉，同时似乎也是现代欧洲的寓言。在克拉斯诺霍尔卡伊的长篇作品中，读者总是被带入一个濒临启示但永远未能抵达的世界：语言在不断盘旋，现实似乎即将被揭开，但随即又陷入更深的混沌之中。这种缠绕的写作不是为了抵达答案，而是为了让我们直面“疯狂边缘的现实”，即一种被逼至极限的存在状态。
从《反抗的忧郁》到《战争与战争》，再到近年的《温克海姆男爵归乡》等作品，克拉斯诺霍尔卡伊不断拓展着小说的形式边界。他的文字绵长、沉郁而又冷峻地注视着现实之裂。他笔下的欧洲小镇，不论是匈牙利的乡村还是“东德”的废墟，总是潜藏着一种末世气息：民族主义、排外情绪、失落的信仰与迟滞的时间共同构筑了后冷战时代前东方阵营的荒凉与缥缈。伍德指出，这些小镇的政治与心理生态由愤懑的保守主义者、迷信的乡民、失意的知识分子所构成，催生出的是一个极其熟悉而又令人不安的当代寓言。这些寓言既属于匈牙利，同时也映照着整个当代欧洲。
克拉斯诺霍尔卡伊的小说并不封闭在抽象的思辨之中。相反，如伍德所言，他的作品“直面当代欧洲的危险现实”，其中既有政治性的焦虑，也有形而上的哀伤。他的角色往往是偏执的理想主义者或“圣愚”——痴迷苔藓的植物学家、在档案馆中追寻失落手稿的历史学者、执念于钢琴调律的音乐家等等。这些人都在理智与疯狂的边缘上游走，他们的执迷既是对世界意义崩解的反抗，也是对自我命运的最后挣扎。克拉斯诺霍尔卡伊笔下的“疯癫”并非病态，而是一种形而上的觉醒，一种在秩序崩塌之后对真理的孤注一掷。
《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在对克拉斯诺霍尔卡伊的长篇《赫施特07769》的评论中指出，他的小说以一种极具现代寓言意味的方式，捕捉了欧洲当下那种“濒临崩塌的理性”。小说的主人公赫施特是民主德国图林根小镇上一位清洗涂鸦的普通工人，却坚信反物质的积聚即将摧毁世界，于是不断给时任德国总理默克尔写信倾诉恐惧与困惑。那种荒诞与庄严交织的语调，使得赫施特既像是一个滑稽的疯子，又像是现代欧洲的隐喻——他在虚无之中寻求意义，却被世界的冷漠所吞噬。评论认为，这部作品延续了克拉斯诺霍尔卡伊关于“世界终将毁灭”的文学母题，却也在末世的废墟中闪烁出某种温柔的人性光芒。正如评论所写：“在无穷的绝望之中，克拉斯诺霍尔卡伊仍以语言之火照亮现实的黑暗。”
《对话》在对他文学风格的分析中强调，克拉斯诺霍尔卡伊的语言既像音乐又像祷告。他的句子常常长达数页，语法似乎永远在延宕中挣扎，却在节奏上自成秩序。这种句式的延展性正是其世界观的体现——现实没有终点，意义没有固定的锚点，唯有语言在时间的长河中持续燃烧。评论称，这种写作方式不仅源于欧洲现代主义的传统，也继承了卡夫卡与贝克特的精神遗产：在荒诞之中保持清醒，在崩塌之际仍然祈祷。也正是这种如开头所提到的“贝克特式的辩证法”，让克拉斯诺霍尔卡伊的作品在绝望中保留了一丝悲悯的温度。
当地时间2025年10月9日，瑞典斯德哥尔摩，匈牙利作家拉斯洛·克拉斯诺霍尔卡伊的著作。
即便如此，《对话》的评论同样强调克拉斯诺霍尔卡伊作品中悲观的一面。评论认为，他的书中往往暗示着一支软弱无力的“反制力量”，读者会追随其焦虑与不安，目睹邪恶势力不可避免地强大起来。这或许可以被视作冷战时期东欧阵营瓦解后的隐喻。但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描述的内容似乎也并不仅适用于他的祖国匈牙利，而是同时描绘了全球范围内右翼强人政治崛起的趋势，在受到特朗普与万斯肯定的匈牙利总理欧尔班治下，似乎当下的匈牙利正成为全球极右的新发源地，而或是米莱与内塔尼亚胡等人的崛起和统治同样有此意味。克拉斯诺霍尔卡伊的细致观察，使得他的作品也不断揭示出这种政治退化的精神后果。而当欧尔班在埃隆·马斯克旗下的X平台上发帖祝贺克拉斯诺霍尔卡伊获得诺奖时，这一幕无疑也成为当今欧洲最具讽刺意味的事件之一。
与欧洲现代文学中常见的虚无主义不同，克拉斯诺霍尔卡伊的虚无并非纯粹的否定，而是一种“以绝望为信仰”的存在论姿态。詹姆斯·伍德同时还指出，克拉斯诺霍尔卡伊的小说让我们重新思考“意义的最后防线”：当政治失语、宗教退潮、哲学无力时，艺术或许仍能成为人类理解世界的最后途径。在这个意义上，克拉斯诺霍尔卡伊的写作不仅是文学的实验，更是一种精神的见证。他让我们在语言的漩涡中感受到崩塌的文明、溃败的信念与濒临终结的欧洲灵魂。当诺贝尔奖授予这位来自东欧的小说家时，这一决定被认为是对一种“危机中的文学”的肯定。克拉斯诺霍尔卡伊的小说以其艰涩、沉重和近乎宗教的严肃性，提醒我们：文学不只是叙述世界的工具，更是面对虚无的一种抵抗方式。正如伍德所言，这个奖项“如同一天辛苦之后的一杯酒——是公正而理所当然的”。
Poly-Play、史塔西与“冷战游戏”
柏林秋日，一场与民主德国桌面游戏和街机游戏有关的展览带领观者重返了冷战时代的民主德国社会文化现场。10月2日，展览“冷战游戏——一切都只是一场游戏”（Cold War Games–It's All a Game）在德国开幕。此次展览由位于西柏林的盟军博物馆（Alliierten Museum）与电脑游戏博物馆（Computerspiele museum）联合推出。盟军博物馆所在地位于原美军控制区的中心地带，这里曾是美国驻军的生活中心，被认为体现了柏林的“美国生活方式”。电脑游戏博物馆则在1997年开设了全球首个关于数字互动娱乐文化的常设展览。
“冷战游戏”展的主题为冷战时代及与冷战有关的电子游戏，它展现了冷战时期影响了游戏发展进程的历史事件，也旨在探索游戏与冷战的二元逻辑之间是如何互动的。从表面看，这是一个技术史与娱乐史的跨界展览。展厅里出现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桌面战争游戏、八十年代的电子机台、苏联与民主德国的工程图纸，以及可以现场操作试玩的Poly-Play街机——这是民主德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款街机游戏机。然而，当你站在一台明亮而复古的街机前按下开始键，屏幕上闪烁的像素块也会引人进入一场关于意识形态、权力与记忆的更深层叙事。
从Pong到Poly-Play：肥皂盒与史塔西
让我们从一台外形奇特的老式游戏设备说起。它由回收的电子元件和用肥皂盒改装的操纵杆构成，模仿了雅达利（Atari）公司在1972年推出的著名电子游戏“Pong”的形式。这台设备是电脑游戏博物馆今年在柏林的某个角落中发现的，被发现时它几乎已经被当作废品。但实际上，这并不是博物馆研究人员第一次见到这个东西。在2019年，他们就发现了这样一个“肥皂盒Pong”（Seifendosen-Pong /soap-box Pong)。这个内部装有电线的米色保鲜盒可以连接到电视机上，而后即可在电视屏幕上播放Pong的游戏副本，并通过肥皂盒操作杆进行游戏。根据电脑游戏博物馆的说法，这个肥皂盒Pong机是1981年由一位富于创意的民主德国工匠制作完成的——他用一块芯片、两个肥皂盒和一个保鲜盒就制造出了这台游戏机。
“Seifendosen-Pong”，图片来源：Computerspiele museum在X发布的帖子
这台民间自制游戏机装置与民主德国的史塔西（也称国家安全部，为民主德国的监控、审查与情报机构）存在某种联系。它的发现，被认为推翻了“民主德国全面压制电子游戏文化”的传统印象。
本次“冷战游戏”展览中还有一台珍贵的投币游戏机，即“Poly-Play”——这是唯一一款源自民主德国的街机。Poly-Play由民主德国公司VEB Polytechnik在1985年开发，生产了共约2000台，每台机器售价22000马克，每款游戏售价50芬尼。Poly-Play提供七款不同的简单游戏，包括兔与狼、猎鹿人、速降滑雪、蝴蝶收集游戏、记忆游戏、射击游戏和赛车游戏。这些游戏概念大都基于当时已经在日本、美国和西欧出现的电子游戏。例如“兔与狼”就是对南梦宫公司1980年发行的《吃豆人》（Pac-Man）的改编。当时，Poly-Play主要出现在民主德国的工会度假屋、青年旅社和青年俱乐部里。
Poly-Play，图片来源：Wikipedia
通过“肥皂盒Pong”和“Poly-Play”，我们看到了史塔西在冷战中介入民主德国电子游戏与计算机文化生产的身影。电子游戏在当时确实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官方支持，包括来自特工部门史塔西的技术支持。《卫报》近日发表的文章《冷战权力游戏：史塔西如何涉足电子游戏》介绍了这背后的相关故事。
根据盟军博物馆研究人员维特·莱曼（Veit Lehmann）的观点，Poly-Play“只有在史塔西的帮助下才有可能实现”。当时，由于缺乏专业的编程能力，VEB Polytechnik向史塔西寻求过技术援助，后者拥有能够编写游戏的专家与计算能力。史塔西为街机游戏项目提供程序员与计算资源，国家机器与民间创客之间存在着奇特的共谋与合作，这无疑是“冷战游戏”的展品背后颇具戏剧性与吸引力的一面。
街机游戏背后的技术封锁与民间创客文化
Poly-Play的出现对于当时的民主德国普通民众来说是一个重要事件。《卫报》文章引用了伯明翰大学教师雷吉娜·塞瓦尔德（Regina Seiwald）的说法：Poly-Play让许多民主德国人第一次接触到计算机，“它被视为一台适合全家人使用的机器，人们可以在周末出去散步，然后一起玩这个游戏机。这被视为一种纯粹的消遣，但其中也包含着一些技能的培训”，这“为他们打开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但在Poly-Play诞生和流行的时期，民主德国正经历着西方对社会主义阵营的经济与科技封锁，因此，它努力发展本国计算机工业，以减少对西方技术的依赖，而电子游戏也成为了一个可能的技术创造场域。Poly-Play在当时吸引了大批对游戏和计算机感兴趣的青年爱好者，而随着早期爱好者开始在柏林、德累斯顿、莱比锡等地的大学和青年中心建立俱乐部后，民主德国政府开始思考这种年轻人的兴趣是否有助于国家走出技术困境。
盟军博物馆的莱曼谈道：“他们认为，如果年轻人把时间花在游戏和电脑上，他们或许可以开发出更好的东西。”政府认为，对游戏机和计算机的兴趣或许能够激励新一代人进入微电子行业，开发出国家急需的国产芯片。电脑游戏博物馆的马丁·格尔利希则提到了，民主德国的官员经常说的一句话是：向苏联学习意味着学习如何取胜。因此，民主德国拥抱电脑技术的立场与苏联是一致的——当时的苏联也拥有街机游戏以及自己的计算机俱乐部。
受到西方贸易禁运的影响，当时的民主德国无法进口Atari游戏机、Commodore、ZX Spectrum等西方电子产品，于是一批工程师与业余电子爱好者开始自制相关设备。他们在《业余无线电爱好者》（Funk Amateur）杂志上发表电路图与编程教程，推广他们称之为“电脑运动”的游戏。他们加入位于诸如东柏林的“青年才俊之家”（the House of Young Talents）这样的计算机俱乐部——这里有着年轻人们梦寐以求的Commodore 64电脑。还有一些年轻人在民主德国VEB Mikroelektronik公司生产的KC 85计算机上写出了自己的游戏程序。彼时，民主德国的家用电脑与其他电脑系统是不兼容的，而这也为它创造了一个独特的计算机生态系统，并提供了一种不同的电子游戏文化土壤。
总之，在青年俱乐部、大学实验室或自家车间里，青年创客们手工仿制出“Pong”或“Space Invaders”的山寨游戏机，也尝试着发明民主德国自己的电子游戏。这些民间自制行为并未被官方完全禁止，反而被容忍甚至被默许为某种“技术练习”。《卫报》记者Tamlin Magee将这一现象称为一种“DIY的计算机文化”（a DIY approach to computing），并指出它“符合国家自力更生的政策”。塞瓦尔德也说道：“人们自学技术，或突破现有技术的界限，都会受到积极的评价。”
史塔西希望掌握计算机与游戏技术，用于信息监管与技术进步；民间爱好者们也希望借助官方资源获得零件与设备。“Seifendosen- Pong”或许正可被视为这种暧昧合作的产物。在这一语境中来看“冷战游戏”中的“肥皂盒Pong”机，它实际上象征了一种“被封锁下的创造力”，显现着在民间技术热情、DIY精神与国家控制之间的灰色地带上生长出来的文化技术力量。它既是模仿与学习的产物，也是民主德国体制妥协与技术欲望的结晶。
不过，尽管鼓励民间创客的技术参与，民主德国官方也并未放弃对电子游戏及其玩家与发明者的监管。《卫报》的文章中介绍道，一些计算机俱乐部的成员有时会获得快速进入工程学院学习的奖励，但同时他们也受到史塔西线人的严密监控。在史塔西档案的一份报告中，“青年才俊之家”流通的所有游戏都被清晰记录，除了部分可接受的游戏外，一些被认为美化暴力的游戏被单独列出。
在计算机与电子游戏机上，史塔西与民间力量的合作揭示了一种看似矛盾的“共生共创”。一方面，国家安全机构出于控制的目的审查和净化游戏内容，另一方面，它又提供了维持这一技术体系得以运行的专业支持。塞瓦尔德就提到，在某些方面，“民主德国的宽容程度让很多人感到惊讶”。
冷战时期的民主德国电子游戏实践似乎既是实验，也是寓言，它们揭示了技术、权力与情感的复杂交织：公民在游戏中寻找个体经验与某种集体激情的表达，国家也通过游戏塑造公民并培育技术的自主发展。“肥皂盒Pong”成为了一份重要的物质档案，连接着全球电子游戏的多元历史与民主德国的国家记忆。
正如电脑游戏博物馆的展览介绍中写道的：“请了解与冷战有关的当代游戏，并给出你自己的看法——这一切仅仅是一场游戏吗？”游戏既是一种“政治的/地‘玩’（play）”，也是一种“‘玩’的政治”。而自由与控制，是游戏中永恒的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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