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尼拉八连的生丝市场如何变成亚洲第一个中国城

弗朗西斯科·德·克维多在十四行诗《致埋葬于废墟下的罗马》（“A Roma sepultada en sus ruinas”）中写道：“你在罗马寻找罗马，哦！朝圣者，身处罗马城中，你根本找不到罗马。”同样的话也可以用来形容西班牙统治第一个世纪时期的殖民地马尼拉。关于那时的马尼拉，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东西甚少，只能从档案文献、旧抄本，以及1792年马拉斯皮纳探险队（expedición de Malaspina）之后的版画插图中，或者从福建、吕宋和阿卡普尔科之间海洋深处的沉船残骸中，重构、想象和追溯这段时间马尼拉大部分乃至近乎全部的过往。

王城（Intramuros）作为马尼拉殖民时期的城市核心区，以石头和土坯建造，用来容纳马尼拉的卡斯蒂利亚精英，以及他们的教堂、修道院、医院、住宅、宫殿和政府办公地点。在经历了几次地震的无情打击后（比如1863年那场地震摧毁了旧的大教堂、市政厅和总督府），这片区域几乎没有保留下来什么东西，尤其是在1945年马尼拉战役中，美国坦克和部队，连同菲律宾游击队，持续围困了上万名日本士兵，他们在日本参谋总部最后一个堡垒中进行抵抗，此地恰好位于王城内的防御工事和宫殿之中。

王城，又名“市中市”，是西班牙殖民者于1571年在马尼拉建造的城堡

在马尼拉城区的周边地区，华人、日本人和岛上原住民聚集在不同街区和邻近村镇中，居住在由尼帕棕榈和木头搭建的摇摇欲坠的房子里。如今这些地方已不复存在，就连被城墙外经常燃起的吞噬一切的大火反复烧毁的灰烬也没有留下。

在卡斯蒂利亚语文献中，吕宋的中国人很早就被称为“生理人”（sangley），这种称呼可能在前西班牙时代，在吕宋人之间就已经比较常见。关于这个名词有三种解释：一是可能指汉语词“商来”，意为“来经商的人”，这种说法被大部分人所接受；二是指闽南话中的“生理”一词，即“生意”的意思；三是这个词来源于汉语中的“常来”，即“经常来的人”。

一对生理人男女，见《谟区查抄本》

菲律宾总督弗朗西斯科·德·桑德在1576年6月7日的一封信中，按照这个思路给出了一种符合事实情况的合理解释：“他们在所有这些岛屿上都被称为‘常来人’（sangleyes），这个名字用来称呼那些来来去去的人，他们习惯于每年往返这些岛屿做生意。”

早在1581年初，总督贡萨洛·龙基略·德·佩尼亚洛萨就决定把生理人聚集在一个生丝市场里，称为“八连”（Parían）。这个名称来源于他加禄语单词puntahan、pariyan或padiyan，意思是“临河的广场或中央市场”。17世纪的中文文献将马尼拉的八连称为“涧内”。这是一个被隔离的种族社区，位于西班牙人的城市外围，类似于伊比利亚半岛犹太区或摩尔区的方式，或者类似于“印第安共和国”的方式。多明我会在此布道，需要保证在一群新信徒中，让生理人皈依中国式的教义。马尼拉第一位主教，多明我会士多明戈·德·萨拉萨尔，在1590年6月24日写给国王的《关于中国以及马尼拉八连的中国人相关事宜的信件和报告》（“Carta-Relación de las cosas de la China y de los chinos del Parián de Manila”）中说道：

这些生理人分散在西班牙人之间，没有一个特定的地方居住，直到（总督）堂贡萨洛·龙基略给他们指定了一个居住地，一个像生丝市场一样的地方，我们称之为“八连”，有4座大房子；这里开了很多商店，生意规模变大，有更多生理人来到这座城市。

八连

多明戈·德·萨拉萨尔在同一封信中还统计了居住在八连和散居在汤都的中国人数量，并把长期定居的人和季节性来访的人区分开，后者来了又去，在马尼拉等待季风风向的转变。

居住在八连的生理人一般有3000～4000人，这还没有算上那些乘船来来往往的人，他们常常有2000多人。算上这些人，加上居住在汤都的那些生理人，再加上住在这个区的渔民和园丁，多明我会负责的神父告诉我，通常有6000～7000名生理人，该修会有4名教士正在忙于他们的宗教事务和管理工作。

张燮《东西洋考》卷五用如下文字描述了马尼拉华人区以及住在那里的居民：

华人既多诣吕宋，往往久住不归，名为压冬。聚居涧内为生活，渐至数万，间有削发长子孙者。

（之前就有中国人前往吕宋，常常住在那里很长时间也不回来，称为“压冬”。他们聚居在涧内，人数可达数万。有些人剃掉头发，并在那里生养子孙。）

《东西洋考》卷五后面的段落也描写了八连的建造和运行：

番酋筑盖铺舍，聚札一街，名为涧内，受彼节制，已非一日。

（番人的首领下令建造住宅，把他们聚集在一条街上，叫作“涧内”，在那里可以控制他们，这种情况持续了不止一日）。

接下来发生的几次火灾导致八连地点数次变迁，但始终位于城墙之外，且在王城堡垒的火炮射程范围之内，以防生理人起义。

第一次变化发生在八连建立两年之后。1583年3月19日，在为总督贡萨洛·龙基略·德·佩尼亚洛萨守灵期间，一场大火摧毁了马尼拉第一个八连。火势蔓延得很快，因为里面的作坊、商店和住宅都是用尼帕棕榈、木材和藤条搭建的。新任总督迭戈·龙基略（Diego Ronquillo）又给了中国人一块地，上面有4栋建筑和几座用尼帕棕榈搭建的房子。然而，这个地方却再次被另一场火焚毁。

在几次火灾将岌岌可危的马尼拉城夷为平地后，1584-1590年在任的菲律宾总督圣地亚哥·德·贝拉下令，从这时起，马尼拉新城要用石头和土坯建造，在这条指令下，王城诞生了。生理人的新八连坐落在用石头建造的西班牙城墙之外，在以前的沼泽地和河口之上建造了一个池塘，与浅水湖和巴石河相连，以方便中国舢板船卸货。自1593年开始，八连位于巴石河对岸的一座岛屿上，但这个八连在1597年又一次毁于大火。

在1603年生理人起义后，马尼拉当局故意烧毁了八连。几年后，在1608年日本人起义后，他们也以同样的方式焚毁了日本人居住的迪劳建筑。周期性发生的火灾和生理人起义始终记录着之后历代八连外观和位置的改变。

尽管有规定限制，已受洗的华人还是获准在附近的汤都居住。据统计，在17世纪，散居在马尼拉附近区域的生理人比住在八连里面的还要多。从16世纪末开始，有大量生理人居住在汤都，其中既有长期定居的人，也有季节性住在这里的人，后者每年在吕宋停留几个月时间，以等待给大帆船贸易提供的货物销售完毕和季风风向的转变。另外，居住在汤都和附近区域的混血生理人（即来自华人-南岛语族联姻家庭）数量也急剧增长。安东尼奥·德·莫尔加在《菲律宾群岛纪事》中这样描写汤都：“那些在八连没有地方住的人住在河对面的汤都，在两个分别叫作‘贝贝’（Baybay）和‘米农多克’（Minondoc）的村镇，那里属于地方大法官管辖，多明我会士则努力让生理人皈依天主教，并为此学习中文。”

汤都的生理人市场对于马尼拉及其周边地区的日常生活有着重要意义。那里的华人和混血生理人数以千计，他们或从事各种手工艺行业（鞋匠、裁缝、木匠、石匠、铁匠、车夫、印刷工和书商），或从事零售业，买卖各种商品和生活必需品。

在汤都可以找到马尼拉城及其周边所需的大米、水果、蔬菜、鸡、鱼、鸭和火鸡，或者水牛和牛奶，数量应有尽有。虽然这些商品主要来自附近南岛语族聚居的区域邦板牙和布拉干，但主要还是在生理人所居住的汤都销售。此地水路交通便利，能够通过河流、河口或海洋与布拉干、邦板牙和巴朗牙，以及甲米地和马尼拉湾之间进行贸易。得益于这种便利条件，生理人实际上垄断了零售贸易。

1640年，总督塞瓦斯蒂安·乌尔塔多·德·科奎拉为圣若望·德·拉特朗孤儿院赠送了汤都的一块长100西班牙时（Braza）、宽50西班牙时的华人聚居地，让居住在那里的生理人在上面建造住宅、商店和仓库。

生理人分散在马尼拉附近的村镇和土地上，这导致华人-南岛语族混血儿数量增加。马尼拉华人在群岛其他港口和岛屿上建立的贸易网络也促成了生理人的这种散居局面。这类贸易很少被记录，也不在任何征税范围之中。

多明我会士在汤都和奎阿坡之间一片树木繁茂的地方，建立了一个名叫“岷伦洛”的区，此地成了新的华人居住地。1679年7月17日，总督胡安·德·巴尔加斯（Juan de Vargas）在任期间颁布的一项皇家法令再次声明，所有未婚生理人，包括已经受洗的天主教徒，都必须住在八连。相反，已婚华人（与当地南岛语族妇女结婚，主要是和他加禄人结婚的华人）则应该住在岷伦洛、圣克鲁斯和汤都。由此可以证实，生理人是散居各处的。18世纪，华人在菲律宾的经济和社会地位越来越重要，有时也会使用西班牙语名字，比如López、Jalandoni、Palanca、Paterno、Rizal、Laurel、Osmeña等；在有些情况下，他们还把自己的中文姓名转换成西班牙语拼读方式继续使用，如Lacson、Landicho、Laoinco、Biazon、Gaspar、Tuazon、Ongpin、Yuchengco、Quebengco、Cojuangco、Cuyegkeng、Dybuncio、Gotamco、Goquilay、Yaptinchay、Yuchenco、Yupangco、Sylianco、Tanchanco、Tiongson、Tanbengco、Tanjuatco、Locsin、Tetangco等。

大帆船白银贸易产生的吸引力，将马尼拉变成了这样一座城市：17世纪初，城内不仅有几百至上千名卡斯蒂利亚人住在王城之内，其中有一部分人同时穿着各大宗教修会和各级神职人员的法衣（特别是奥斯定会、多明我会、方济各会、耶稣会），同时还有数量不等的他加禄人、邦板牙人、卡加延人、葡萄牙人、意大利人、荷兰人、波斯人、印度人、亚美尼亚人，以及来自亚洲各大港口的人，有时还包括几百乃至上千名日本人。此外，还有数万名来自中国的生理人，其数量与其他族群形成鲜明对比。

中国人从福建向马尼拉移民，直接原因便是马尼拉大帆船海上航线的开通连接了两个帝国。这个过程首先是贸易，然后是移民。贸易移民转向了一种大规模迁徙过程，不再仅限于贸易船只每年的固定往返，这种往返只是为了给各行各业提供补给，满足城市在工匠和手工业方面的需求，并覆盖周边地区的农业和渔业活动。大规模移民还和其他因素有关，比如像福建这样的省份面临的人口压力。

季风的季节性变化也促使中国商人定居在马尼拉，他们不得不在这个城市度过漫长的几周或几个月时间，等待季风风向转变，将他们带回福建沿海。除了与大帆船密切相关的贸易过程以外，马尼拉城中物资供应和劳动力的短缺，也促使中国人大规模在此地定居。

从修士多明戈·德·萨拉萨尔撰写的1587年和1588年菲律宾群岛人口普查报告中，我们可以发现中国人在马尼拉停留的季节性特点：

通常每年有20多艘商船从中国来到这里，每艘船上至少有100人，他们从11月份到来年5月份在这里做买卖，在这7个月中，他们来到这里，住下，然后离开，返回他们自己的国家。他们带来价值20多万比索的商品，但食品的价值不超过1万比索，有面粉、糖、蛋糕、黄油、橙子、坚果、栗子、松子、无花果、李子、石榴、梨和其他水果，还有腌肉、火腿等，数量如此之多，以至于一年到头城里城外的居民都能吃上，还可以补给军队和船队。他们还带来马和牛，这片土地也渐渐从中获得补给。

萨拉萨尔主教在报告中说，1587年初搭乘20多艘中式帆船和舢板船抵达这里的近2600名来自福建的中国人在等候季风转向时碰巧发现，在马尼拉，除了单纯的贸易以外，还可谋求其他职业和利益。短短几年内，他们包揽了所有手工活计，所有市政特权，以及城市所有物资供应和高质量劳动力的工作。西班牙人在菲律宾面临的人口短缺问题也促进了中国人的移民活动。

安东尼奥·德·莫尔加在《菲律宾群岛纪事》中的描写，反映了季风和太平洋黑潮对于福建船只和马尼拉大帆船航行及贸易的季节性日程造成的影响。同时，他还指出了价格投机、长期居住和货物积压的现象：所有工作都必须在5月底前后完成，以便生理人能够回去，西班牙人能够准备好将货物装到6月底出发前往新西班牙的船上。尽管最大的货商和最有钱的人通常会在那之后以更低的价格购买，并将货物保存到第二年。一些生理人在销路不好时，也会出于同样目的带着货物滞留马尼拉，以便能够更从容地卖掉它们。

福建省在整个东南亚地区，尤其是在菲律宾进行贸易和移民扩张的活力，一方面与其省内人口压力有关，因为经济增长赶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特别是土地开垦能力跟不上。福建基本是山地，出产中国最好的山区茶叶品种，但需要来自外省的大米。尽管福建茶叶的品质极好，却不能作为粮食。

福建人不可避免地热衷于捕鱼、航海和贸易，这违背了政府限制对外活动的常规逻辑。就这样，他们更青睐于非法经济活动、走私和海盗活动。福建的贸易移民可以减轻人口压力，并且不与家乡切断联系，由此建立起基本食物供应和经济致富的有效渠道，从而能够躲避官方限制。

另一方面，福建崎岖的地势导致它与中国其他邻近省份的交通只能通过海路来实现，正因如此，福建的航海才有了巨大发展。中国人特有的庞大家族使得他们可以联合组成大型家族企业，称为“公司”。这些移民群体散布在整个东南亚地区，与福建的大都市和不同通商口岸（如卡斯蒂利亚人统治下的马尼拉，或者后来荷兰人统治下的巴达维亚）保持联系。这种共生和信任关系降低了贸易成本，使印度洋季风海域和中国南部之间的大规模海上贸易成为可能。要理解大帆船航线为何能够兴起，有必要考虑福建华人的重要地位，这些生理人随着季风往返，并留在马尼拉住下。他们负责激活跨太平洋贸易链条上的亚洲环节，这段链条通过生理人中式帆船和马尼拉大帆船串联在一起。

马尼拉华人的故事值得从三个角度来讲述。首先，应该仔细观察当地区域：街区、生丝市场或马尼拉的八连，以及汤都市场。在这个杂乱无章的城市里，日常生活中充满了共生和摩擦，社会支离破碎，与外界接触多，充满多元文化。这里还发生过很多有名有姓的具体故事，这些故事经常被起义和残暴迅速的剿灭打击得粉碎。

其次，我们开拓视野，将地方经验投射到区域范围，也就是说，把马尼拉这些社区当作构成更广阔网络的一个活跃部分：作为一个节点，它通过家族关系或贸易关系与福建沿海经常保持联系，而其他华人移民贸易群体也同样来自福建，他们分布在葡萄牙人占领的马六甲，爪哇的巴达维亚，以及荷兰人在台湾所建的热兰遮城等地。这意味着将马尼拉乃至菲律宾纳入一个易渗透的边界地区的区域格局之中。

最后，必须从全球视角来看待生理人。这立刻使我们想到他们在马尼拉大帆船贸易启动过程中发挥的不可否认的作用，在帝国与移民之间复杂的地缘战略关系格局中所起的调解作用，以及他们在贸易和文化交流中的积极作用，最后这一点不应该被忽视。

要充分理解近代时期东亚海域发生的事情，必须考虑那些多少和帝国或国家有联系的不同群体之间的共同作用与相互冲突。若从特定的民族、传教或帝国历史编纂的限定范围来看，中国人、卡斯蒂利亚人、葡萄牙人、南岛语族、耶稣会士、多明我会士、荷兰人和日本人都在一个十分有限的场景里活动。但如果跨国视角不再局限于补充某些国家的叙事，便能够找到交叉和关联。

本文摘自西班牙“新汉学”代表人物欧阳安所著《季风海域的丝银对流》，澎湃新闻经出版方授权刊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