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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新闻编辑 | 王姝
助贷新规之下，多家外资行披露了互联网贷款合作机构。
9月，友利银行（中国）发布的公告信息显示，与云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展开互联网贷款业务合作，合作产品为京东金条，合作范围包括贷款业务获客与营销；运营服务；线上、线下催收业务。产品说明显示，该产品由友利银行（中国）100%出资，贷款年化利率最高不超过 24%。
除此，大型外资银行渣打银行（中国）、星展银行（中国）等目前均披露了互联网贷款合作机构名单，产品类型包括个人消费贷以及经营贷等。
受访人士认为，外资行的获客渠道相对较少，与助贷平台的合作可以成为他们开展业务的重要方式。
纷纷披露合作机构名单
界面新闻记者梳理发现，目前披露了合作机构名单或产品的外资行有东亚银行（中国）、开泰银行（中国）、友利银行（中国）、韩亚银行（中国）、富邦华一银行、渣打银行（中国）、星展银行（中国）等。
开泰银行（中国）披露的互联网贷款产品合作机构包括海尔消费金融等消金公司，也包括微众银行等民营银行，同时也有多家融资担保公司，以及中国平安财险等多家财险公司。
韩亚银行（中国）与度小满科技（北京）有限公司等13家平台运营机构展开合作，同时与智云（天津）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等10家增信服务机构有合作。
从产品类型看，外资行参与的互联网贷款产品多为个人信用消费贷产品，比如渣打银行（中国）的蚂蚁“信用贷”、星展银行（中国）的京东“金条-信用贷”、东亚银行（中国）的微粒贷联合贷等。
同时也有部分面向个人经营者、小微企业主的经营性贷款、企业贷款产品，比如东亚银行（中国）的网商贷、渣打银行（中国）的微业贷等。
界面新闻记者留意到，星展银行（中国）等多家外资行在产品说明中明确，相关业务实际年化利率不超过24%，利率设定主要参考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
10月1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关于加强商业银行互联网助贷业务管理提升金融服务质效的通知》（下称《通知》）将生效，该《通知》被业内视作助贷新规。
其中明确，商业银行总行应当对平台运营机构、增信服务机构实行名单制管理，通过官方网站、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等渠道披露名单，及时对名单进行更新调整。商业银行不得与名单外的机构开展互联网助贷业务合作。
这成为了各大银行相继披露互联网贷款合作机构的重要背景。外资行之外，近期也有多家中资行先后披露相关信息。
素喜智研高级研究员苏筱芮向界面新闻记者表示，外资银行披露互联网贷款合作机构名单，主要旨在响应助贷新规等文件精神。一方面能够通过透明的信息披露提升同业合作质量，另一方面也能够强化金融消费者保护工作，从源头规避不在名单当中的助贷机构仿冒持牌机构作出侵害消费者权益的举动。
切入消费信贷市场
“外资银行是我们的重要合作伙伴。从2017年开始，我们与众多外资银行开展了银团项目等多方面的合作，助贷业务也有所涉及。目前，各项业务合作都在稳步推进，合作体量也保持了稳步增长势头，实现了双赢。”有消金人士告诉界面新闻记者。
目前外资银行在华共设立了41家法人银行，据上述不完全统计，目前至少有7家与助贷平台、增信机构等展开了互联网贷款业务合作。
从资产规模看，上述银行涵盖多个梯队。Wind数据显示，2024年末，渣打银行（中国）资产总额在3000亿元规模；东亚银行（中国）、星展银行（中国）、富邦华一银行在1000亿元规模以上；韩亚银行（中国）、友利银行（中国）、开泰银行（中国）在百亿元规模以上。
从个贷业务占比看，上述银行多属相对重视零售业务的外资行。2024年，富邦华一银行个人贷款达到403.27亿元，个人贷款占比58.95%，占比情况位居41家外资银行榜首，同时也是唯一一家个贷业务占比过半的外资行。
此外，韩亚银行（中国）、友利银行（中国）、开泰银行（中国）个贷占比均超过30%。
界面新闻记者留意到，富邦华一银行的互联网贷款合作机构也比较多，达51家，包括网商银行、微众银行等银行，也包括多家消金公司、小额贷公司、融资担保公司等。
该行在2024年年报中表示，互联网贷款业务逐步成熟，在合规前提下控风险稳健运营。前端加强与持牌机构、流量平台合作，形成有竞争力的优质资产池；后端拓展同业合作，建立资产输出机制，实现资产、资金协同发展。目前，该行互联网贷款业务已完成了全生命周期制度系统建设闭环，强化合规及风险管理，提升业务竞争力和可持续性。
“外资银行布局互联网贷款业务，主要是为了拓展中国内地市场特别是消费信贷业务，寻求新的增长点。”招联首席研究员、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向界面新闻记者表示。
董希淼认为，这背后是其在中国市场本土化战略的深化——部分外资银行通过联手内地助贷平台，弥补自身在客户基础、渠道网点、数据积累、场景嵌入等方面的不足，快速切入潜力较大的消费信贷市场。
不过，全行业体量而言，“目前外资行参与的互联网助贷业务体量和占比都很小。”有助贷平台人士告诉界面新闻记者。
“目前看，与本土机构相比，外资行的消费贷规模普遍较小，且区域运营经验不如本土机构丰富。”苏筱芮也向界面新闻记者指出。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对助贷行业的监管力度正不断收紧。
在此背景下，“外资银行与助贷机构开展合作时，需要严格对标助贷新规等监管文件精神，对合作机构的规模、业务质量、营销手段、合作收费模式、客诉率等重点指标开展尽调，对于合规存在瑕疵的机构需及时调整出合作名单。”苏筱芮向界面新闻记者强调。
对于外资行自身业务发展而言，董希淼表示，联手内地助贷平台等切入消费信贷市场的模式其实伴随着一定风险。“特别是在助贷新规之下，如何确保外部合作机构的合规风控能力，是当前的核心挑战。此外，在头部效应集中的市场格局中，如何构建自身独特的竞争力并平衡好与传统优势业务的关系，是外资银行必须面对的课题。”
董希淼向界面新闻记者强调，在拓展中国内地信贷市场时，外资银行应坚持两手抓，一手抓外部合作，并加强对合作机构的约束，提高业务合规性和稳健性；一手抓内部建设，建设并完成自身的互联网渠道，提高互联网贷款的自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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