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经鉴
刚刚，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官网发布：证监会原主席易会满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在此之前，关于易会满“出事”的传言已在金融圈暗流涌动近一年，从零星的私下议论到集中的舆情发酵，始终缺乏官方实锤。
而此次通报的发布，终于让悬在市场上空许久的“靴子”重重落地，也让这位曾执掌中国资本市场核心监管机构五年的官员，以一种令人错愕的方式重回公众视野。
事实上，外界对易会满的“异常”感知，早在2024年2月他卸任证监会主席时便已萌芽。
彼时，A股刚经历一轮持续三年的震荡下跌，上证综指在2024年初勉强站上2800点，市场情绪尚未完全回暖。
按照惯例，重要金融监管机构负责人的职务调整往往伴随更清晰的后续安排，但易会满卸任后，既未调任其他省部级岗位，也未进入相关议事协调机构，而是罕见地“淡出公众视野”。
这种非常规的“留白”，当时便引发不少财经观察者的猜测。
01
1964年12月，易会满出生于浙江温州苍南——这片以民营经济活跃、商业氛围浓厚著称的土地。
或许从一开始便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他对“金融与市场”的认知。
1984年，19岁的易会满从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毕业。
彼时，恰逢中国金融体系改革初期，他的职业生涯起点，踩在了银行业快速发展的时代节点上。
最初，易会满进入中国人民银行杭州市分行计划处担任计划员，半年后，他选择加入刚经历体制改革不久的中国，于1985年1月正式入职工行杭州分行。
这一去便是34年。
他的人生轨迹与这家后来被称为“宇宙行”的国有大行深度绑定，从基层网点到总行管理层，一步步完成了从“金融新人”到“银行家”的蜕变。
在工行体系内，易会满的晋升路径清晰且稳健，尤其离不开时任工行一位副行长赏识与提携。
几年后，他调入工行浙江省分行，从计划处计划员做起，先后经历多个岗位历练：
从负责资金计划到参与信贷管理，从基层网点协调到分行部门统筹，13年间，他凭借对业务的熟悉度与执行力，逐步升至浙江省分行副行长兼营业部总经理。
这段在浙江的工作经历，不仅让他积累了地方银行业务的实战经验，更让他在长三角金融圈建立了早期的人脉基础：
浙江作为民营经济大省，工行浙江省分行的业务规模与创新能力长期位居全国前列，易会满在此期间展现的管理能力，为他后续的跨省任职埋下伏笔。
2000年，易会满迎来职业生涯的关键转折。调任工行江苏省分行副行长并主持工作，同年10月便正式升任行长、党委书记。
彼时的业正面临“不良贷款高企”的困境。
上任后，易会满将“剥离坏账、压降不良”作为核心任务，一方面推动不良资产打包处置，协调地方政府与资产管理公司对接；另一方面收紧信贷审批流程，建立更严格的风险管控机制。
据工行内部人士回忆，那段时间，易会满几乎每周都要带队走访企业、调研网点，甚至亲自参与不良贷款的清收谈判。
经过数年努力，到他离任时，江苏分行的不良率已降至行业平均水平以下，利润规模跃居工行全国各分行前五，他也因此在工行内部赢得“能啃硬骨头”的评价。
2005年3月，易会满调任工行北京市分行行长，这是他首次进入首都金融核心圈工作。
不同于地方分行，工行北京分行服务的客户涵盖中央部委、大型央企、跨国企业等，业务复杂度与政治敏感度更高。
但仅几个月后，他便再获提拔，任工行党委委员兼北京市分行行长，进入工行总行管理层序列。
2008年5月，易会满升任工行副行长，此时的他已意识到“知识更新”的重要性，利用工作之余攻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EMBA），为后续执掌大行储备理论知识。
2013年5月，工行时任行长杨凯生退休，一场关于“谁来接任”的讨论在工行内部展开。
当时，易会满在副行长中排名并不靠前，且并非“金融科班出身”（本科为中专学历，后在职提升），但经过总行内部测评与上级部门考察，他最终“破格”当选工行行长。
这次“不拘一格”的提拔，在工行内部引发不小震动——据《21世纪经济报道》等当时的媒体报道，工行内部对此次任命的评价集中在“以能力取胜”：
易会满从基层摸爬滚打而来，熟悉信贷、资管、零售等全业务链条，尤其对“风险管控”与“基层痛点”的理解远超其他高管，被认为是“最接地气的总行领导”。
2016年5月，执掌工行16年的原董事长姜建清退休，52岁的易会满接棒任工行董事长，成为这家资产规模超20万亿元的国有大行“掌舵者”。
在工行员工眼中，他是“自己人”——全程在工行体系内成长，没有“外部空降”的隔阂感；他“聪明能干、威望颇高”，对基层业务操作的熟悉程度甚至超过部分网点负责人，比如在调研时能准确指出柜员操作中的流程漏洞，在会议上能随口报出某支行的存贷款数据。
据《第一财经日报》当时的报道，易会满在工行内部以“改革力强、敢于管理”著称，任董事长期间，他推动工行加大普惠金融投放、布局金融科技转型，试图在银行业“黄金期褪去”的背景下维持增长动能。
回顾易会满担任工行行长、董事长的五年多（2013年5月至2019年1月），恰逢业的“转型阵痛期”：
利率市场化改革提速，互联网金融冲击传统业务，严监管政策密集出台，银行业从“躺着赚钱”的高利润时代进入“薄利竞争”阶段。
反映在工行的财务数据上，便是关键指标的“起起伏伏”：净利润增长率从2013年末的10%降至2014年末的5%、2015年末的0.5%，2016年后虽回升至2017年末的2.8%，但增速已远不及此前。
面对业绩压力，易会满在2018年底（离任工行前一个月）的内部会议上曾总结工行的“三大特质”：审慎稳健的经营风格、战略上不游离不偏离、建立了有凝聚力的团队——这既是对工行发展的概括，也像是对自己五年任期的“自我总结”。
02
2019年1月中旬，一则人事任免消息打破了资本市场的平静：
易会满任证监会党委书记，随后国务院正式任命其为证监会主席，接替因“个人原因”提前退休的刘士余，成为中国证监会第九任主席。
彼时，市场对这位“银行系”出身的监管者充满好奇——此前七任证监会主席中，多有券商、投行或监管系统背景，而从国有大行董事长直接调任证监会主席的：
易会满尚属首例。
在他执掌证监会的五年间，中国资本市场经历了“改革深化”与“市场波动”的双重考验。
从指数表现来看，上证指数呈现“前高后低”的走势：
2019年至2021年2月，A股迎来一轮结构性牛市，上证综指从2600点左右最高涨至3731点……
截至2024年2月易会满卸任时，上证综指收于2879.70点，五年间整体上涨8.96%，虽跑赢通胀，但远未达到市场预期的“慢牛”行情。
尽管市场表现起伏，易会满任期内最核心的政绩，仍是推动“全面注册制改革”——这一被视为中国资本市场“基础性制度变革”的举措，从试点到全面落地，贯穿了他的整个证监会生涯。
2019年中，科创板正式开板并试点注册制，打破了此前A股“核准制”下的审批逻辑，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理念重塑了IPO流程。
2020年中，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落地，注册制从“科创板单一板块”推广至“创业板存量市场”，进一步扩大改革覆盖面。
2021年后，随着双创板、北交所试点经验的积累，注册制改革逐步向全市场推进，2023年2月，证监会正式发布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相关制度规则，标志着注册制在A股市场“全面落地”。
作为注册制改革的“主推者”，易会满在多个公开场合强调改革的“底层逻辑”：
“注册制不是‘放任不管’，而是将审核权力下放的同时，强化信息披露监管与事后追责”“注册制改革要坚持‘市场化、法治化’方向，尊重市场规律，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据证监会公开数据，截至2024年2月，科创板、创业板通过注册制累计上市企业超1200家，融资总额超1.5万亿元，为科技创新企业、中小企业提供了重要的直接融资渠道——这一改革成果，也被外界视为易会满任期内最显著的“标签”。
实际上，在资产管理行业方面，易会满任期内也经历了“规模扩张”与“规范整治”的并行阶段。
但行业快速发展背后，“赎旧买新”（基金公司通过发行新基金吸引投资者赎回老基金，制造规模虚假繁荣）、“明星基金经理过度营销”“管理费旱涝保收”等问题逐渐暴露。
值得一提的是，2024年2月7日，上证综指在一系列政策刺激下站上2879.70点，市场迎来短暂回暖，但就在当天，官方宣布“吴清任证监会党委书记”，易会满的证监会任期正式结束：
五年监管生涯，始于市场期待，终于震荡中的“平稳交接”，留下了“改革者”与“救市者”的双重印记。
03
易会满被查，并非毫无征兆。
早在2025年8月下旬，金融圈便开始流传“易会满被带走协助调查”的消息：
据多位接近监管层的人士向媒体透露，8月29日（上周五）前后，这一传言在浙江温州、杭州等地的金融圈尤为密集，甚至有消息称“其家人已被限制出境”。
尽管当时官方未回应，但市场对这一传言的关注度持续升温，部分与易会满有过工作交集的工行、证监会前员工，开始私下梳理他过往的工作经历，试图寻找“蛛丝马迹”。
从公开信息来看，易会满的“关联线索”最早可追溯至他早年在工行的工作经历。
工商登记资料显示，易会满早年曾在工行浙江某支行负责建西路储蓄所（现工行杭州城西支行建西路网点），这是他在工行基层的重要工作站点；而2024年10月，一家名为“苍南县会满服装经营部”的个体工商户注册成立，其经营场所位于易会满的老家浙江苍南，尽管该个体户的法定代表人并非易会满本人，但“会满”二字与他的名字高度重合。
且注册时间恰好在他卸任证监会主席后不久，这一细节在他被查后被外界反复提及，质疑其“通过亲属或关联人从事营利活动”。更受关注的，是易会满的“亲属关联问题”。
据金融圈人士透露，易会满家中有一个姐姐和三个哥哥，其中一位哥哥早年曾“借他的名义在浙江金融圈混圈子”，甚至以“易会满亲属”的身份对接当地企业的融资业务。
对此，易会满早年曾十分谨慎，甚至在哥哥来北京时刻意避开不见，担心“被牵连”。
但“家人亲属利用干部影响力谋利”，正是近年来金融反腐的重点领域——
此前，吉林银保监局原局长高飞（2023年6月被查）、广发银行原董事长董建岳（2022年被查）、原建行副行长范一飞（2023年被查）等案例，均涉及“亲属违规经商、利用影响力受贿”问题，易会满的“亲属关联”传言，显然与这一反腐方向高度契合。
而易会满被查的核心线索，更可能与工行近年来的“金融反腐风暴”有关。
作为在工行工作34年的“老工行”，他的职业生涯与工行的发展深度绑定，而2022年以来，工行系统内的反腐力度持续加大，多名“重量级”干部被查。
顾建纲的案例颇具标志性——他曾是易会满的“铁杆旧部”，在工行一度顺风顺水。
2023年8月2日，他因严重违纪违法被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工行纪检监察组、甘肃省纪委监委审查调查。
2024年2月8日，也就是易会满被免去证监会主席职务的次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顾建纲的问题，包括“靠企吃企、盲目自信、疏于管理，造成大额投资风险；以权谋私、公器私用，以金融投资为名大肆收钱敛财”等。
2019年初易会满调任证监会后，顾建纲处境转变、被“削权”，随着他的被查，关于易会满的议论便开始在内外部流传开来。
顾建纲还牵扯出中金资本的震荡，中金资本前董事长丁玮及多位骨干在2025年初被带走。
据称，中金资本早年涉及的数百亿私募股权项目，正是丁玮与顾建纲等人联手推进，且易会满之子也牵涉其中。
2018年4月，该项目启动时，易会满仍在工行主政，项目落地后，其儿子曾在相关企业上班，不过据了解，2024年4月后其子已不在该企业。
顾建纲案件中暴露的“金融反腐向家属及关联领域延伸”，正是当前严查的重点，易会满也因此被卷入了这场风暴的中心。
值得注意的是，易会满的老家浙江近期也“事多”。2025年4月中旬中央巡视组进驻浙江后，建行、农行浙江省分行原“一把手”在一个月内接连被查。
4月，建行浙江省分行原党委书记、行长高强被查；5月30日，农行浙江省分行原党委书记、行长沈荣勤接受审查调查；再加上此前被查的工行浙江省分行原行长王芝斌，这三人都有离开银行后进入私募投资机构的经历。
其中沈荣勤与易会满是浙江老乡，早年都在工行浙江省分行工作，易会满2000年从浙江调往江苏时，沈荣勤还在浙江工行体系内。
此外，还有未经证实的说法称，易会满任职证监会主席期间，上市公司中注册地在浙江地区的数量偏多，或与他是浙江人、曾在江苏省工作多年存在一定关联，不排除其家人牵涉其中的可能。
信息来源：转载1号时务局 作者：陈文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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