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古吉，肯尼亚著名作家，1938年出生于英国殖民统治下的肯尼亚，1959年他坐上殖民者修建的乌干达铁路，来到了东非最好的大学麦克雷雷大学求学。他的文学天赋让仍是学生的他就在文坛崭露头角，24岁创作、导演的《黑隐士》（The Black Hermit）登上了乌干达国家剧院，26岁出版了东非历史上黑人创作的第一部小说《孩子，别哭》（Weep Not, Child）。1964年，小有名气的他回到祖国时，肯尼亚已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不过，独立的欣喜是短暂的，失望来得无比迅速。从前门送走的殖民者，又从后门悄悄回来。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文学家，他认为肯尼亚独立的问题在于没有实现真正的人民解放，要实现这一点，必须接触人民、唤醒人民，因此他选择用本土语言进行戏剧创作，让观众参与其中，使其从资产阶级教育体系的被动接受地位中解放出来。38岁时，与他人共同创作《审判基马蒂》（The Trial of Dedan Kimathi），重构肯尼亚独立的历史，在茅茅运动的历史重述中唤醒肯尼亚人民的力量，寻求未来的出路。这使他成为当权者的眼中钉而锒铛入狱，在狱中，他发愤创作了第一部吉库尤语小说《十字架上的魔鬼》，对独立后的肯尼亚当权者依附于曾经的殖民者，以独立政府之名行买办之实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出狱后，他流亡海外，辗转欧美。
不过，他的主张与实际行动之间却存在一些矛盾，引发了不少争议。他呼吁使用本土语言创作，但是他在美国创办的吉库尤语杂志根本接触不到远在千里之外的父老乡亲，他仍旧主要使用英语写作，并陆续将自己的吉库尤语小说、诗歌翻译为英文出版。他批评内罗毕大学文学系只研究西方文学，忽视非洲本土文学，并重组了文学系，但却在流亡后一直在美国担任比较文学和英语系教授[1]，并未回到祖国。他的大多数小说都塑造了强大的女性形象，并将反殖民的希望寄托在她们身上，但去年却传出家暴丑闻。如何理解这些矛盾？今年5月28日恩古吉在美国佐治亚州去世，翻看他生命中的最后一本书——2025年4月由新社（The New Press）出版的文集《语言的去殖民化与其他革命思想》（Decolonizing Language and Other Revolutionary Ideas，后文简称为《语言的去殖民化》），或许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他夹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困境。
《语言的去殖民化与其他革命思想》封面
一
让我们先从恩古吉的第一个矛盾——本土语言VS殖民语言——开始。在这部文集中，恩古吉总结了自己对于语言的基本看法：“在与自然和他人打交道的过程中，人们创造了交流系统。该系统最发达的形式就是有组织的声音，我们将其称为语言。”[2]这一观点来自马克思、恩格斯。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写道：“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3]语言是实践活动的产物，而不是天赋的意识。因此，要理解一门语言，就需要理解使用这门语言的人们的社会生活。由于不同族群的生活方式不同，他们的语言及其所承载的价值观念也不尽相同。每一门语言都沉淀了这个族群的历史记忆、美学、道德，是它的身份标志。因此，恩古吉说，语言是“一个民族的记忆银行”。但是长期的殖民，让非洲本土的语言逐渐丧失了组织公共生活，传播、积累知识的能力，反而是殖民者带来的英语、法语、葡萄牙语成为官方语言，成为知识生产和政治活动的载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恩古吉反思1962年在麦克雷雷大学召开的非洲英语作家大会。恩古吉认为，这场在非洲举办的第一届文学泛非主义大会成为帝国胜利的标志：“在这场大会上，人们提出了作为非洲人，无论是作为民族，还是作为大陆，抑或是作为离散群体，我们是谁的问题。每一个参与者都用英语写作，我们想象力的产品要通过伦敦出版。物理意义上的帝国消失了，但是这场大会的成功却标志着形而上的帝国的胜利。”[4]
那么，恩古吉就是要用本土语言取代殖民语言吗？其实并非如此。恩古吉批评英语霸权，是为了呼唤有能力用本土语言创作的非洲知识分子，可以拿起笔来，为自己的母语留下作品。恩古吉的曾经在利兹大学做一场讲座，他问在场的听众有多少人曾用自己的非洲母语写过论文、专著，结果没有人举手。[5]这就是非洲知识界的真实写照。他满怀崇敬地提到了坦桑尼亚的尼雷尔（Nyrere），他虽然也用英语写作，但并不放弃斯瓦希里语，他用斯瓦西里语翻译莎士比亚的戏剧，实现了文化的交融；但是独立后的非洲精英，却成为了另一种知识分子，他们放弃了本民族的语言，成为英语的俘虏。他说，如果一个人熟练掌握自己的母语，在此基础上再学习其他语言，那么他就会有更强大的力量（empowerment）；但是如果一个人没有母语，只是不断学习外国的语言，那么他就是被奴役的（enslavement）。
1965年2月，刘少奇与尼雷尔（时任坦桑尼亚总统，桌子上左侧正在写字的人）签署中国-坦桑尼亚协议
就算非洲的知识分子有使用本土语言的觉悟，他们还会面临更多的问题，甚至有可能挑起本土语言之间的矛盾。由于肯尼亚、乌干达、索马里、坦桑尼亚等东非国家的国境线都是由殖民者划定的，破坏了历史上的巴比托王朝、布干达王国等自然形成的边界，并引入了复杂的族群政治。[6]肯尼亚最大的民族吉库尤族占总人口的20%，其他主要民族人口占比也在10%以上，都有自己的语言。这些民族也有自己的政治势力，比如1962年执政的肯尼亚非洲民族联盟主要由吉库尤人和卢奥人构成，而非洲民主联盟由其他民族构成。[7]殖民者种族分化遗留下族群间的对立和矛盾，这是新成立的非洲国家普遍面临的众多困境之一。[8]如何处理这些语言之间的关系呢？有人认为，与其强调本土语言，陷入内部分裂，不如采取西方的语言作为“国语”，建构肯尼亚民族。但是恩古吉并不认同这个观点，他认为一个民族、一个语言的设想，来自于欧洲近代的民族国家观念，在20世纪60年代反殖民浪潮中建立的非洲国家不必套用这个模式，应该包容多种语言。他特别提到，各种文化原教旨主义并不能成为反对文化多样化的原因，它的诞生与全球化背景下不同国家间经济发展差距的扩大有关，换句话说，不同的语言、文化是可以和平共处的，它们之间产生冲突的根源在于不同民族、族群在全球化的经济结构中的不同位置。
肯尼亚语言地图，吉库尤语（Kikuyu，绿色圆圈标出的地方）属于班图语（Bantu Languages）
二
呼吁使用本土语言，说到底是为了本土的知识生产，呼唤具有本土关怀的知识分子，而这一切都要落脚到大学体制的变革上。1968年，时任内罗毕大学英语系代理主任的恩古吉向校董会提出将英语系改组为文学系的建议，并将研究的重点从英语文学转移到非洲文学。那么，恩古吉如何理解非洲的大学？如何理解知识分子与社会的关系？这本文集收录的几篇讲话为我们提供了线索。
追根溯源，是英国殖民者将印度的殖民教育体系移植到了东非。1813年，英国决定在印度拨款支持教育，但是在采取何种教育模式上，却陷入了东方派和西方派的分歧。东方派认为应该资助印度传统教育，因为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思想的引入可能引发反英情绪，正如美国独立战争那样。但是西方派的代表、总督立法会议（Supreme Council of India）成员马考莱（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主张用英语取代梵语和波斯语。他认为，殖民统治的目标不在于使印度和西方教育相隔绝，而在于“在英国人和被他们统治的亿万印度人中间造就一个中间阶层，这些人从血统和肤色说是印度人，但其趣味、观点和智能是英国式的。”[9]最后的结果是西方派获胜。1925年，英国在非洲的殖民地教育建议委员会（Advisory Committee on Education in the Colonies）成立，推行印度的教育政策。值得注意的是，《语言的去殖民化》对这段历史的叙述具有全球史的视野，恩古吉不断地提到英国最早的殖民地爱尔兰，提到毛利人、印第安人丧失自己语言和教育体系的命运，在亚非拉的彼此呼应中讲述非洲。恩古吉指出，在官方体制之外，非洲人自己对大学制度的探索可以追溯到19世纪60-70年代。来自塞拉利昂的比尔·霍顿（Beale Horton）和来自利比里亚的爱德华·布莱登（Edward Blyden）对非洲大学提出了两种不同的设想。霍顿主张纯粹的西方教育，排除非洲的语言、历史、文化，将非洲的现代性建立在西方文明之上。但是布莱登则认为，应该在保留西方的内容之外，使用非洲本土语言，教授非洲本土知识。显然，布莱登的观点无法被当时的殖民者接纳，1948年建立的伊巴丹大学、黄金海岸大学学院（后来的加纳大学）、麦克雷雷大学都采用霍顿的主张，以英语为授课语言。
麦克雷雷大学的主楼（1941），恩古吉就读于此的时候，此楼依旧是地标性建筑
非洲民族独立浪潮中，非洲的大学与整个非洲的情势一样，有过一个寻找自主发展的机会。以麦克雷雷大学为例，1959年恩古吉入学的时候，这所大学还是一所隶属于伦敦大学的附属机构，但是当1964年恩古吉毕业的时候，麦克雷雷不仅成为一所独立的大学，而且还与肯尼亚、坦桑尼亚的大学组成了东非大学。虽然1970年这所东非大学还是解散了，但恩古吉认为这是东非历史上最伟大的时刻——是“人们敢于想象”的巨变时刻。恩古吉认为，麦克雷雷大学培育了非洲人应当联合起来的泛非主义精神，在学生会的选举中培育了民主精神，这些精神都有助于非洲走出西方的附庸地位。但是，非洲大学后来并没有延续这一发展方向。后殖民的状况中断了这个梦想。1968年，恩古吉参与学生抗议，反对内罗毕大学禁止Oginga Odinga（肯尼亚人民联盟的领导者）在校内演讲的决定，因而辞职。恩古吉将《审判德丹·基马蒂》1976年版的序言视为他之后所有创作的“宣言”。在这篇序言中，他强调重新讲述肯尼亚现代历史的重要性，要在茅茅运动中寻找肯尼亚现代历史的起源，而不是侧重于某些政治人物个人。这与肯雅塔政权的“遗忘与原谅”截然不同。在这篇序言中，恩古吉强调，“肯尼亚文学，乃至所有非洲文学及其作家，都在审判席上。我们不能骑墙。我们要不是站在人民这一边，要不是站在帝国主义那一边。非洲文学和非洲作家不是与人民一起战斗，就是当帝国主义和人民的阶级敌人的走狗。我们相信，好的戏剧总是站在人民这一边的，不掩饰错误与脆弱，给人民以勇气和决心，为了彻底的解放而斗争。”[10]正是在这样的理想下，恩古吉创作了一系列吉库尤语戏剧，《我想结婚的时候结婚》引发了巨大的反响，但他也因此被捕入狱。
“土地与自由军”（茅茅运动）的领袖德丹·基马蒂，恩古吉并不喜欢“茅茅运动”这个名字，因为它包含着殖民者对于肯尼亚人民的蔑视，认为他们的反抗伴随着MauMau的声音，像“原始人”一样。
1978年，出狱后的恩古吉流亡海外，这将他放入了一个悖论性的位置，他在帝国主义的中心——美国——生产反殖民的文化与知识，他呼吁与人民的结合，但是他的人民与他远隔太平洋与大西洋。这个悖论性位置的根源在于非洲的批判知识分子、马克思主义者与后殖民国家机器之间的矛盾，也考验着恩古吉处理现实政治时“有经有权”的智慧。在这本文集中，恩古吉为肯尼亚诗人阿卜杜拉提夫·阿卜杜拉（Abdilatif Abdalla）创作了一篇纪念文章。两人可谓是心有戚戚焉。阿卜杜拉在1969年写过一个小册子《肯尼亚：我们正走向哪里？》（Kenya: Twendapi），他警醒读者，肯尼亚正面临民主的消亡和独裁的兴起。1969年到1972年，阿卜杜拉被投入监狱，并在狱中写作了《痛苦的声音》（Sauti ya Dhiki）。巧合的是，五年后，恩古吉也被关进了同一所监狱，并在同样的氛围中创作了《十字架上的魔鬼》。因此，恩古吉说，阿卜杜拉是“后殖民监狱文学”（postcolonial prison literature）的引领者。在海外流亡期间，恩古吉与阿卜杜拉都是释放肯尼亚政治犯伦敦委员会（London Committee for the Release of Political Prisoners in Kenya）的委员，他们致力于揭露莫伊（Moi）政权侵犯人权的行为，并要求释放被关押的政治犯。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人权”有特殊的内涵，指的不是西方的“人权”，这种人权往往成为帝国主义的帮凶，成为干涉他国内政的借口；而是另外一种人权，这种人权赋予人民斗争以合法性，并且动员人民参与斗争。[11]
阿卜杜拉（左）与恩古吉（右）的合照
恩古吉与阿卜杜拉都与统治者划清了界限，分别寄居在美国和德国的大学当中。不过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是历史变革的力量，与肯雅塔政府、莫伊政府的糟糕关系，导致恩古吉一直流亡海外，使其远离了最为重要的革命主体，如同砍断了树木的根系，隔绝了赖以呼吸的空气，这与流亡荷兰的菲律宾共产党情况相似，这或许是革命低潮期马克思主义者都要面临的问题。这种与本国群众的疏离，以及左翼正确但却固化的表达方式，一定程度上构成了恩古吉的局限性，古尔纳曾经批评恩古吉重复性地、简单地宣传抵抗[12]，这样的表达策略或许难以回应当下青年人的困境与诉求。
三
让我们再来看看恩古吉的第三个矛盾——他对于女性主义的认同与家暴丑闻之间的矛盾。在文学创作中，恩古吉擅长使用吉库尤的文化资源来强调女性的价值，这体现在他对“梦碧”（Mumbi）这个人物形象的频繁使用上。梦碧是吉库尤神话中的女神，生了九个女儿，成为吉库尤九个族群的来源。在《一粒麦种》中，恩古吉沿用了这个名字，主角之一梦碧忍辱负重，忍受了英国人漫长的圈禁，忍受了丈夫基孔由的冷暴力，虽然毅然离婚，但却选择照顾卧病在床的丈夫。最后，基孔由理解了梦碧，放下了自己的狭隘，想要为梦碧雕刻一把椅子，这把椅子不用钉子，而是完全按照非洲传统的方式制作，三条腿分别是雕刻成男人、女人和小孩儿的形象。整部小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基孔由对于这把椅子形象的新构想——“我要重新想一下那个女人的形象，我会把女人刻得高大些，要刻一个戴着孩子的女人。”[13]这象征着恩古吉对独立后的肯尼亚的设想——妇女要高大，要撑起新社会。《十字架上的魔鬼》则是一个关于后殖民的寓言故事，在结尾，女主角瓦丽恩尕用工人运动领袖给她的手枪，杀死了曾在童年诱奸自己的买办，走向了革命的道路：“瓦丽恩尕一把辛酸泪，激愤地一直往前走，没回头……她心里明白，命途多舛，前路更加艰辛……”[14]恩古吉经常用这种开放性的结尾表达自己对妇女在反新旧殖民主义斗争中发挥更大作用的期待。
Mukuma（恩古吉的儿子）在X上发布的动态（2024年5月13日），称恩古吉经常虐待（abuse）妻子
但是家暴丑闻的出现，让人们怀疑，“恩古吉似乎希望妇女能够摆脱殖民主义和殖民后的压迫，但仍然受制于基库尤（Kikuyu）文化的约束。”[15]因为强调本土语言，恩古吉经常被视为“本土主义者”，因此人们推论，恩古吉在性别问题上也是如此，用本土的性别规范反抗殖民主义。但是在这部文集中，恩古吉提到了自己与尼日利亚女性主义者、文学学者莫拉拉·奥贡迪普（Morala Ogundipe）的友谊，在他对莫拉拉的评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恩古吉在性别上并不是无批判地肯定本土传统，他认为非洲传统制度是压迫妇女的一座大山。莫拉拉不认同英美第二波女性主义中的激进女权主义流派。她认为，不能将女性主义简单地理解为所有女性反对所有男性的战争，因为压迫非洲妇女的首要因素不是非洲的男性，而是帝国主义，因此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非洲的男性是重要的同盟军，而帝国的女性也在压迫非洲的女性，因此所谓的“姐妹情谊”（sisterhood）不能不考虑种族、阶级的分化。不过，这种非洲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同盟也不是没有斗争的，如果男性反对妇女解放，贬低妇女，那么非洲的男性也是敌人。对于中国读者来说，更亲切的是，莫拉拉还借用毛泽东“四座大山”，提出了压迫非洲妇女的“六座大山”——来自外部的新旧殖民主义、非洲本土的传统制度、非洲妇女自身因为贫穷缺乏教育造成无知落后、男人、种族以及最重要的就是她自己内心中自我贬低的厌女情结。[16]在《语言的去殖民化》中恩古吉特别强调，他在教授文学课程的时候，会让学生们参考莫拉拉的这篇文章，从“六座大山”的视角来阅读乌斯曼·塞姆班、阿契贝等非洲男性作家的小说。
恩古吉去世的第二天，Mukuma在X悼念自己的父亲，引发质疑。
恩古吉是否家暴，目前只有Mukuma的证词，恩古吉本人并未出面回应。恩古吉去世后，曾经指控恩古吉家暴的Mukuma也第一时间在X上怀念自己的父亲。虽然有人质疑Mukuma，但是我们并没有更多的证据来证明事情的真相。如果暂时不纠结事情的真相，这场舆论风波也引出一个问题——在反对帝国主义的过程中，如何处理本土的性别关系。是固守传统，反抗西方，还是同时自我反省？法农曾经讲述过法国殖民者在阿尔及利亚禁止戴头巾的做法，希望通过“解放妇女”的方式来使自己的殖民统治合法化。这种虚假的解放并没有得到阿尔及利亚妇女的认可，相反她们宁愿戴着黑色的头巾，为抵抗部队运送枪支弹药。[17]可见，不能孤立地看待性别解放，它必须被放在民族解放、阶级解放框架中思考。关于恩古吉家暴的舆论风波，有助于我们反思本土化的限度，恩古吉强调的语言、知识的本土化并不等于本土主义，不等于肯定本土传统的一切内容，否则就会陷入用本土主义反抗殖民主义的陷阱当中。
四
恩古吉面临的这三个矛盾，并不是他个人所特有的，如果纵览世界各地，尤其是第三世界的马克思主义运动，我们会听到许多回响。恩古吉呼吁使用本土语言进行文艺创作，让人联想到上世纪30年代左联在上海发起的“文艺大众化”运动。当时瞿秋白首先考虑的就是语言的大众化。他主张废除汉字，通过汉字拉丁化的方式，来实现言文一致，让群众能够阅读文学作品。恩古吉的思路与当时的“大众化”运动是相似的，让文学作品能够没有门槛地接触人民群众，但是他们都面临现实的各类局限，难以实现最初的理想。恩古吉作为一个有马克思主义立场的知识分子，他的创作、实践都是在批判帝国主义，但是他最终却不得不寄居在帝国中心的学术机构当中。他想要突破知识分子与群众之间的隔膜，但是他难以处理好抵抗与生存之间的平衡，最终背井离乡，离开自己真正挂怀的土地。或许在革命的低潮期，单纯地揭露无助于观点的流通与现实的改变。走大路还是走小路，是一个考验实践者智慧的普遍命题。最后是一个常常出现的问题，左翼运动中经常会出现革命者漠视妇女问题的现象。有时会以阶级解放为由搁置性别解放，抑或将性别解放简单等同于阶级解放。正如丁玲的《三八节有感》提出了真问题，但却因为抗战背景，而不得不暂时搁置一样。如何在反抗殖民统治、反抗阶级压迫的过程中，同时改造内部不平等的性别关系？这个问题，不可等闲视之。
恩古吉离开了。要理解那些体现在他精彩创作和传奇人生中的诸多矛盾，借助他的最后一本书，我们寻得了一些蛛丝马迹。但真正的答案，依然等待着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们，用自己的实践慢慢回答……
注释：
[1]根据恩古吉在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的主页，显示他是比较文学和英语系的教职工：https://faculty.uci.edu/profile/?facultyId=4914。
[2]Ngugi wa Thiong’o,‘The Magic Fountain’, in Decolonizing Language and Other Revolutionary Ideas, New York: New Press, 2024.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3页。
[4]Ngugi wa Thiong’o,‘Makerere Dreams’, inDecolonizing Language and Other Revolutionary Ideas, New York: New Press, 2024.
[5]Ngugi wa Thiong’o,‘Between Enslavement and Empowerment’, in Decolonizing Language and Other Revolutionary Ideas, New York: New Press, 2024.
[6]沃尔特·罗德尼：《欧洲如何使非洲欠发达》，李安山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229页。
[7]张凯：《肯尼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3年，第54页。
[8]恩古吉·瓦·提安哥《织梦人：自传三部曲之三》，徐啬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第159-160页
[9]林承节：《简明印度通史》（中卷殖民统治时期），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3年，第56页。
[10]Ngugi wa Thiong’o and Micere Githae Mugo,‘Preface’, in The Trial of Dedan Kimathi, Nairobi: Heinemann, 1976.
[11]Issa G. Schivji:The Concept of Human Rights in Africa, London: CODESRIS Book Series, 1989, p.vii.
[12]Abdulrazak Gurnah,“Matigari: A Tract of Resistance”,Research in AfricanLiteratures,Vol.22, No.4, 1991, pp.169-172.
[13]恩古吉：《一粒麦种》，朱庆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第263页。
[14]恩古吉：《十字架上的魔鬼》，蔡临祥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第107页。
[15]季寺、杨小舟：《澎湃思想周报｜非洲作家恩古吉家暴争议；气候辞职整顿欧美职场？》，《澎湃思想市场》2024年4月8日，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6939563。
[16]Morala Ogundipe,Re-Creating Ourselves: African Women & Critical Transformations, Trenton: African World Press., 1994, pp.28-36.
[17]Frantz Fanon,A Dying Colonialism, New York: Grove Press, 1965, pp.35-67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