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细细勾勒，人人都是传奇。“历史缝隙里的人”旨在调动密匝的清代史料，打捞历史夹缝中的跌宕人生。
本篇主人公钱良择是位奇崛之士，他出身江南大族，在明清易代的腥风血雨中侥幸来到人间。年方弱冠，就凭借瑰丽词赋周旋公卿，是名噪一时的诗人；廿载间奔波南北，海上脱险，大漠逃生，是历尽艰辛的旅人；到晚岁尘缘看尽，空山学佛，又成了三界之外的出家人。他的人生极具复杂性、纵深感与审美价值，又与清初几桩重大历史事件、几位重要历史人物相互链接，故令笔者爱不释手。
梦断家山近若何
钱良择字玉友，又字木庵，苏州府常熟县人，是明清之际文坛盟主钱谦益的同宗后辈。他晚年以《自题小照五十韵》回忆生平，写道：“顺治乙酉秋，大劫起刀兵。四郊流战血，五日我始生。襁褓竄荆棘，失乳哺以餳。纵横白刃中，幸脱此婴孩......”“五日”句下有小注，另作：“余以七月十九日生，十四日兵屠城。”乙酉，即顺治二年（1645）。当年七月，钱良择的家乡苏州府常熟县爆发抗清起义，清军统帅勒克德浑自江宁引兵而南，破昆山、陷常熟，继踵而来的，是一连数日的抢掠与残杀。“屠城”字样保留在诗文集中，在清朝前期具有一定政治风险。钱良择显然没有避忌之意，他甚至另写有《萧贞妇诗》：“乙酉七月兵屠城，六千三百冤尸横。闺阁良贱俘掠尽，有妇惨死全其贞。妇死之时吾始生，今吾告者妇之兄。辄询反覆无谬误，以诗作传传贞名……”后面的内容耸人心魄，写尽清军的残忍凶横，与江南妇女的抗暴壮举。刚落地的婴儿固然没有认知，但家乡父老尸山血海的集体记忆，无疑会形成生命中不可磨灭的底层烙印。
入清后的日子渐次安稳，钱良择的童年生活也未见多少易代阴霾。他的叔祖钱陆灿是明清之际诗坛巨擘，祖父嗣隆也颇有诗名。家中藏书极富，可惜尽毁于乙酉战火。总角之年，他就坐在祖父膝上，把玩着老人的长髯，嬉笑认字。七岁入塾就学，先诵五经，再学属对作诗。因为天资聪慧，常出惊人之语，很快成为钱氏家族，乃至江南文人圈中受人瞩目的俊秀子弟。不过，钱良择的乐趣似乎只在诗赋一路，到习八股、攻制举时，他的才性就无从发挥，于是“劳劳翰墨场，草草逾壮龄”，落得个屡试不第，非时所用。不过，在传统时代，只要诗赋文章出于表众，那些主盟坛坫的宗伯、或是附庸风雅的贵胄，总愿意伸出橄榄枝来，为才子们奉上个西席、幕客的名分。于是钱良择也“卖诗疗我饥，秃笔穷年耕。孤雁逐稻粱，努力飞且鸣”，一生足迹天下，聊为公卿座上之宾。
他弱冠之年北走京师，读书之余，同一众名士交游唱和，由是而诗名日噪。在此后的数十年里，成为众多高官延揽对象，也藉此游历四方，由燕赵、齐鲁、彭卫，而至洞庭、鄱阳、百粤。四海为家，是当时许多文人的生活常态，钱良择久在客居，难免离愁别绪，故在寄给妻子的诗中大叹：“六分春色四分过，梦断家山近若何。九陌莺花情绪少，十年夫妇别离多。”
除在内地各省奔波往返，钱良择还有“大吏出使海外，请与偕往”的奇特经历。核诸《抚云集》古今体诗，可知此事发生在康熙二十一、二十二年前后。所谓“海外”，并非今天所说的东西两洋，而是广东琼州府，建制在海南岛上。其称大吏者，名于觉世，号铁樵，济南人，因出任广东学政而偕钱氏同行，其间渡海登岛，行使课士督学的常规权力。以当时的行旅条件，乘槎浮海，是中原士民罕有的人生阅历，饶是钱良择见多识广，对此也倍感新奇。一路行来，他写下《飓风三十韵》《雷州道中八首》《渡海四十韵》《琼州杂诗五首》《再渡海》等诸多诗篇，歌咏当地独特的风土人情。更有甚者，自琼州海峡回程途中，同行船队遭遇狂风巨浪，险些葬身海底，钱良择虽作“已知求生非我事，愿饷饥鲸作布施”“黄昏直达徐闻口，吾身竟复为吾有”之兴叹，事后却逢人自喜，笑谓“软红尘坌，需此一番摆荡”。
《抚云集》钞本中的查慎行序
可惜，这一次南粤之旅，以不欢而散宣告终结。《抚云集》中存有《留别铁樵观察三十韵》长律，内以“才微而骨鲠，入世不自量。血性忤权贵，谗毁丛刀枪”自况，又说“先生排众口，跻我于班扬。此语或遭骂，使我陋弥彰”。想必是作者气雄调响得罪了人，虽得东主的认可与保护，仍难在广东官场继续停留。他与于世觉本不相识，因为同游诗坛巨擘王士祯门下，得其结纳入幕，司理笔札。眼下日子既不顺心，“良禽择木”的才子又岂能为五斗米逆来顺受，遂留下“我身轻于鸟，长空自翱翔。贫贱无挂碍，计程达故乡”的豪言，昂昂然拂袖北归。
钱良择作诗主瑰奇，评诗也颇有见地，兼之性情落拓，赳赳自雄，对旁人文字指指点点，往往不留情面。《柳南随笔》记载他诙谐而略带尖酸的小故事：同邑王秀才羡其能诗，背地里一点墨半张纸，搜肠刮肚极欲效仿。可惜笔力不济，总无骚人气象。某日苦思冥想，勉强成就一首，忽见钱良择从旁路过，忙将诗稿遮掩起来。钱笑问何物，王闷声不答，钱笑曰：“吾知矣，此必七字时文也。”“时文”即八股文，中规中矩，道貌岸然，对诗歌创作来说，正是寡淡无味的代名词。年轻时嗤笑乡邻无足道哉，名利场上口无遮拦，则于前程大有干碍。幸而他才气充盈，又得名师良友担待照应，才能做个翱翔的俊鸟，周旋于朝野之间。
康熙二十四年，挂冠北返的钱良择又在京师谋得一职。这次的工作规格很高，是为康熙帝亲侄、恭亲王常宁世子充当家庭教师。世子名永绶，生于康熙十年，十四岁时因奉旨研习经史，遂使乃父有征聘教读之举。对于这位天潢贵胄的教育，钱良择极为重视，且颇感荣耀。可惜光阴不过两年，永绶就因饮食失调，生瘿疮而亡。爱新觉罗氏夭折了苗裔，江南籍贯的师傅“老泪为之竭”，如果我们相信，这样的情感确乎出于本衷，那么显然，他对清廷的态度是很复杂的——他在新王朝生活，喜怒哀乐本于现世，个人价值也只能体现在异族统治的政治秩序当中。
绝域宁辞行路难
教读王子的时间虽然不长，却为钱良择开辟出一条上层路线。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继续和满洲贵胄打交道，并迎来惊险刺激的绝域之旅。
中俄雅克萨战争结束后，双方拟以谈判形式解决边境争端。康熙二十七年（1688）五月，清廷首次派出使团，准备在沙俄与喀尔喀蒙古交界的色楞格城举行谈判，实现停火，划定边界。康熙《实录》将此次活动简要描述为：
时鄂罗斯察汉汗遣使费岳多罗等至色棱额地方，期我使至彼集议定界。上命领侍卫内大臣索额图、都统公舅舅佟国纲、及尚书阿喇尼、左都御史马齐、护军统领马喇等往主其议，并率八旗前锋兵二百、护军四百、火器营兵二百偕往。
除以上满洲重臣外，使团中还有作为翻译、外交中间人的耶稣会传教士：法国人张诚、葡萄牙人徐日升；以及“特膺简命，同预参画”的汉人官员：兵部督捕理事官张鹏翮、兵科给事中陈世安。钱良择虽无执事，却凭着与陈世安的旧交，为之援引，成为使团随员，并在行旅途中日有所记，成书后定名《出塞纪略》。难得的是，他此行的同道张鹏翮、张诚、徐日升，也都有日记存世。研究者把四种日记相互参照，再与官方文献如《平定罗刹方略》《亲征平定朔漠方略》等充分比对，就能为清俄战争之后、清准战争之前，北方草原上瞬息万变的军政格局勾画明晰轮廓。
有趣的是，《出塞纪略》的行文充满清人本位的国家认同感。钱良择一抵塞上，便如脱兔逸马，兴致高昂，动辄感慨：“本朝内外一家，边庭无事”“我朝满汉为一，蒙古诸色人等出入贸易如一家人”。至于诗作，更为清廷张威扬武，大赞“我皇神武驭以德，穷发远近均恩膏。大开关城置邮递，骨都颉利争来朝”“黄日压边城，风摇大将旌。弓刀三百万，一骑是书生”，颇见与有荣焉的兴奋自豪，而与他不忘屠城之惨的历史记忆极不相称。人的一体多面或许就是如此，每种场景下的情感都不失为真诚，又难免寓矛盾于变化当中。
五月初一，使团主要成员在乾清门向康熙帝辞行。次日，百官在德胜门举行盛大的欢送仪式，更有皇长子率队骑行二十里，到北郊清河驿宣赐慰劳。对此，《张诚日记》的描述细节鲜活：
清晨五点出发，我们来到索三老爷的住宅，我们见到他和大批的官员、来践行的亲戚朋友，以及为数众多的扈从正在启程。索三老爷背后一面金线织锦，画着帝国蟠龙的大旗，迎风飘扬，还有其他饰物。那儿还有许多同样标志的小锦旗，以及身穿丝绸的大批护卫骑兵。在称之为德胜门的附近，我们遇见了神态傲慢的国舅......
当走到距北京约一里格路程时，皇长子在为他搭设的一个简朴的帐篷前停下来，他在羊毛地毯上的素色丝垫子上坐下，他的扈从官员侍立在其后面。当使团官员和各旗首领来到后，我们都靠拢到他帐篷附近，排列到帐篷两侧。国舅在皇长子左侧，那是最有荣誉的位置，紧挨他的是马老爷，索三老爷自己则站在皇长子的右侧.....他们都坐下之后不久，端上了鞑靼茶，端给皇长子的是盛茶的大金壶，然后把茶倒入茶杯中，由侍从跪着奉献给皇长子。给皇长子献茶之后，依次给钦差大臣和所有的人都献了茶。喝茶前后，我们都鞠躬致谢，然后皇长子起立，我们跪地遥向皇帝九叩首谢恩，感谢皇帝派遣他的儿子为我们送行这么远。
此一行路途遥远，不但跨越大漠，更要经过并未内附清廷的外蒙古喀尔喀诸部，所以清廷派出整建制八旗军队，作为使团的扈从武装。据《实录》记载，随行的旗营官兵计八百人，给人以少而精的印象，这和张诚的记述相去不远。按照他的说法，在德胜门与清河，有幸列队接受皇长子慰劳的人员，包括依八旗方位列成两行的全部骑兵，共一千匹马，六七十名官员，还有八门小型黄铜炮，想必是火器营配置的装备。
到了钱良择笔下，使团规模就呈现出截然不同气象。他在《出塞纪略》开篇写道：
康熙二十七年戊辰夏五月朔，皇上御乾清门，奉使内大臣索额图、佟国维（应为佟国纲）、马喇等率同兵部督捕理事官张鹏翮、兵科给事中陈世安，出使俄罗斯国。上以出使绝域经由漠北，宜加护卫，方合古者卿行旅从之谊。命选精骑万余人扈行，私从仆马亦复逾万，旌旆亘三十余里。
精兵万余，仆从逾万，这哪里还是奉使护卫，俨然大规模军事行动。到了《抚云集》所录《出塞诗一百韵》，此行的兵力就更要翻上几番。内里有一句“万夫腰铁剑，一仆裹书囊”，下作小注云：“三帅各统万人，司谏邀余同行”。因为同时奉使的马齐并未亲身前往，阿喇尼在使团出发前已经先期启程，因此与钱良择同行者，只有索额图、佟国纲、马喇三帅。各统万人，即是以三万大军北出居庸，加上夫役仆从，声势之浩大，无异于兴师伐罪，出塞北征。后当使团行至大漠，喀尔喀蒙古遭到西来准噶尔部的突然袭击，平静的草原上登时狼奔豕突，乱作一团。清军的联络、补济一度陷入绝境，对此钱良择又记曰：“途归马死粮尽，军士步行，饥渴难耐。全军死者九百余，畜死者驼千余，马二万七千余，费银二百五十余万两。”如果仅以出使视之，这样巨大的损失，更是倾国之力，闻所未闻。
再就这一问题核实徐日升、张鹏翮两日记。徐说较为简略，谈及扈从规模时，只说：“它们是那样的饮个不休，以致每天必须开凿许多井，来供跟随我们的两万多口牲畜饮水”“我们一行六千人的遭遇是相同的”。既然从饮食角度提出，那么这里的六千人，自然包括官员、军士、夫役、仆从在内的全体人员，而无分是否具有官方身份。因为牛马牲畜可以沿途购买、补充，所以数量参差不定，即便如此，徐日升提到的两万多头牲畜饮水，也较《出塞纪略》的骆死千余、马死二万七千余少了许多。张鹏翮日记未及于此，但有两处闲笔值得关注。一写出都时：“暴日烈炎，士马众多，道旁井水，群饮立涸。”这似乎不是千把人马就能达成的效果。又写使臣途中分道：“会议分四路行，各使向导导之。赵学士言：分四路行，兵少势单......索大臣是之，乃分三路东行。”分四路便有势单之虞，所谓“三帅各统万人”之说，就显得过于夸张了。
结合各方所说，我们可以做出大致推断：康熙二十七年出使沙俄的团队，除正使外，约有文武官员六七十人，八旗精骑八百到一千人。他们是使团和随扈武装的正式成员。余者虽也乘马匹、持军械，说不定还有很强的军事能力，但均不属于官方编制序列。他们中或许有一部分出于政府雇佣，但在清初，更大可能是旗下贵族、官员、兵士的私人奴仆，行军时侍奉家主，保障后勤，遇有敌情也要随同作战，冲锋陷阵。这些随从人员的数量是正规士兵的数倍之多，因系私人随带，便无可靠的官方统计。二者合计，徐日升写作六千人，钱良择记为两三万人。从可靠性上讲，徐说或与实际情况较为接近，而钱说则更贴合诗人的浪漫主义想象。
此外，出于政治身份、经济实力的巨大差异，使团成员携带的人员、物资数量也有天壤之别。如钱良择仅有主仆二人，启程时分马七匹。而国舅佟国纲带有牲畜五百多头，包括四百匹马和一百二十头骆驼，辎重上铺张若此，侍从之多也可想而知。
使团规模过大，容易给尚非臣属的漠北蒙古各部，以及对这一地区军政态势极为关注的蒙古准噶尔部、西藏达赖喇嘛造成错觉。于是康熙帝特意派出先遣大臣、理藩院尚书阿喇尼，对沿途各部进行安抚、解释，说明此行的和平目的，避免不必要冲突。
康熙帝画像
一夜征人尽望乡
使团的出发风光无限，但行过阴山不久，就出现道路贫瘠崎岖，辎重接济不上等问题。于是三位钦差议定分道而行，由佟国纲领镶黄、正蓝、正白三旗居右，马喇领镶白、镶红二旗居中，索额图领正黄、正红、镶蓝三旗居左。两位传教士跟随佟国纲一队，包括钱良择在内的汉人官员、士人则通统加入索额图阵营。张鹏翮后被诘为谄媚索氏，根由就从此行而来。
庞大的队伍化整为零，便于后勤供应，但并不能化解旅程艰辛。塞外地形复杂，气候也变化多端，一时平阜远望，绿草青青；一时石山壁立，溪壑幽深。等进入外蒙古境内的北荒大漠，就更是浮沙万里，寸草不生。一行人吃尽了苦，受尽了罪，且往往伴有生命危险。最小的困难是让不常骑马的汉人“久困戎马”，导致大腿上的皮肉磨损、溃烂、结痂，又复开裂，弄得血渍满衣，疼痛不堪。
更大的问题是人无饮水，马无草薪。越往北走，越是干旱，日记中“掘地数尺不得水”“酷暑如焚，而无勺水相济”“牧马数千里之外，草亦不给”等表述的出现频率也变得越来越高。以致某日发现泉眼，都要由索额图亲临主持，按人头分给，免得人马哄抢，引发骚乱哗变。因为汉人力弱，随从又少，这位索大臣对他们格外照顾，特意号令军中：“汉官听其赴官井取水并饮马，无阻。”待回程至张家口，望见青山连绵，闻得流水汤汤，张鹏翮不禁喟叹：“水哉！水哉！在塞外何其贵，在中原何其贱也！”
最危险的是穿越大漠。茫茫黄沙，足不可驻，马驼动辄陷蹄，粮车也难以前行。钱良择记有同行者葬身沙漠的情形：“沙深处需轻移疾走，方免蹶陷。或人体肥，或马足重者，多遭倾仆之患。有一二肥钝之人，陷入沙中，深不可出，号呼求救。众目注视，莫能措手拯拔也。盖稍一延缓，则并己身亦陷，从井救人，愚不至此。事真有无可如何者，马畜愈在所不论矣！”
因为环境恶劣，资源匮乏，数千人的队伍精神高度紧张，不时出现人心浮动情状。单就索额图一路来说，当他们行梯高步险，驼马疲顿地行至内外蒙古边界时，忽听土著人指点，说从张家口向北而行，到此不过千余里，历十数日，但随团的理藩院向导似乎故意绕路，带他们先向西行，又折而东北，计程多出七百余里，白走了十几天的冤枉路。既有如此说法，无论真假，都足以令人困马乏的队伍心生怨怼，义愤难平。又夜间多大风，呜呜彻晓。每到这个时候，军士们就要冒着极寒起身钉橛，加固氊帐，斧声与风声相杂，加上本地的鬼怪传说，真令人毛骨悚然。更有夜降雷雨，声如霹雳，千骑万马因为受惊而四处奔窜，不见踪影，场面之混乱可想而知。
内蒙古乌兰布统——佟国纲对准部作战阵亡地
以上还只是旅途苦恼，进入喀尔喀蒙古领地后的第八天，即农历六月初八日，此行最大的危机出现了。当日的行程在两山夹道之间，水绕其下，路窄而险。队伍正走得小心翼翼，忽见本地人挈孥载帐，向南奔行。次日午间，乱象更甚，成千上万的喀尔喀蒙古人男女追随，驼马杂沓，钱良择谓之“奔忙倥偬，若有人蹑其后者”。问其情由，得知该部被西来的准噶尔大军一战击溃，国主土谢图汗、宗教领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大小台吉、喇嘛，各自作鸟兽散，逃得不见踪影。战争的爆发地距谈判城市色楞格不远，是此行的必经之路。如今前路阻断，尽作焚余，且一切激变全出意料之外，分兵三路的使团也只得先作合兵之计，又具疏急奏，请旨行事。
因为形势紧迫，信息又极不通畅，清军中传言汹汹，多以为准噶尔大兵将至，使团有遭到武力攻击的可能。一时人心大溃，弃马而逃，虽以军法严禁，也有难于遏止之势。亏得索额图素有威望而兼勇略，当夜他披坚执锐以备不虞，又命全军立以待旦，直到危机解除，才使官兵上下庆若更生。很快，他们见到了先遣大臣、理藩院尚书阿喇尼派往京师的奏事官员，此人送来更坏的消息：一败涂地的喀尔喀部为了争取喘息之机，竟然向准噶尔部声称，借道前往沙俄的清朝使团是王师天降，专为援救彼处而发。其时，两部与清朝均为同等邦交关系，误会一旦形成，则准部仇恨清廷，袭击使团的可能性又陡然增大了。
在随后的七八天中，使团几乎陷入绝境。他们是代表清王朝最高权力的钦使，奉敕而行，在接到后续旨意之前，哪怕斧钺加身，也没有溃散逃命的道理。然而处在社会秩序完全崩坏的喀尔喀草原，一旦决策失误，就要面临灭顶之灾。他们的情报系统遭到破坏，对内呼应不灵。接下来的使团是前进还是后退？三支分别行进的队伍在何处集结？各自停驻当地，等待信息沟通的办法是行不通的。在那个草木稀疏，饮水不济的地方，为数众多的人和牲畜必须不断逐水草迁移，才有维持生存的可能。三队人马能否协同一致，渐次汇合，只有靠领队大臣的心灵感应与哨探士兵的经验运气。事实证明，在事发的前几天，索额图、马喇两队选择继续向西北进发，佟国纲一队则折返南行，幸而索军的消息及时送到，才避免南辕北辙，迷失于茫茫原野。
对外，他们极难获取军事情报，蒙古各部的战争进程，北京宫廷的应变措施，都是两眼一抹黑。即便谈判失期一事，也难以同俄方取得联系。从钱良择等人的日记中可以看到，一面是成千上万的喀尔喀溃军、百姓从他们眼前落荒而逃，“遗弃牛羊，死者相枕，臭闻三四里外”。又有当地贵族乞为援师，痛陈准噶尔背弃盟约，东进突袭，希望使团协助自己打一场反击战。索额图是政坛元老，对军国大事处理谨慎，特以“此乃奉命出使俄罗斯国，非为尔国也。未奉君命，岂可进援，尔国自行请旨可也”相拒，避免轻率卷入战争漩涡。另一面是漠北蒙古的精神领袖、土谢图汗之弟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第一时间向北京请求援助，为激怒康熙皇帝，使其成为喀尔喀部的保护者，来人声言使团全军覆没。此言既出，京师震动，似乎与准部的兵戎相见已成必然之势。
倒亏了喀尔喀信使危言耸听，康熙帝惊骇之下，急派精干侍卫飞骑漠北，寻找清军下落。六月二十五日辰时，两名侍卫与焦灼无措的使团绝地相逢。更幸运的是，两天前，索、马、佟三支队伍，以及先遣出发的阿喇尼小分队就已实现汇合。四位钦差共同奉到皇帝的最新指示：使团返程，暂驻于内外蒙古交界之地，另遣官员数人，持钦差书信前往色楞格城，对谈判事项作简要说明。至于中俄两国本拟举行的高规格谈判，则留待来年，地点也改在俄罗斯城市尼布楚。人尽皆知的《尼布楚条约》，就是在那次谈判中签订的。
接到明确指令的钦差精神上如释重负，随即奉旨南返。然而兵困马乏，班师又谈何容易。极端酷烈的自然环境，蚕食着官兵的意志与生机。他们粮草将尽，饮水无着，大戈壁炎气熏蒸，鞍头如火。回程路上，“军士有牵马垂头而行者，有只身袒衣得得行者，有裸体伏矮树下望人者，有咽渴起烟逢人乞水不得者”。渴死人的消息时有传出，倒毙在路边的马驼更是数不胜数。前锋参领雅图因为饥渴病殁军中，堂堂三品武官，既没有木头制作棺材，又没有薪柴引火焚化，同行者只能用马粪将其尸身煨至半枯，然后拆卸骨殖，带回京师。三更夜半，北斗当空，叹息呻吟声在营地中此起彼伏，使人辗转不能入眠。对熟读边塞诗的汉族文人而言，这样的场景，真与穿越时空一般无二。
七月十七日，历尽千难万险的使团踏入清朝领土。张鹏翮高呼着“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第一次给儿子寄去平安家信。三十日，又有旨意传来，令索、佟、马三大臣暂驻边境以待后命，诸汉官并八旗将士回师北京。八月十三日，死里逃生的钱良择随众抵京，百余天的朔漠经历，如同大年夜噼啪作响的烟花，转瞬即逝。至于接踵而来的第二次中俄尼布楚谈判与条约签订，以及此后如火如荼的清准战争，都与他的人生再无瓜葛。惟有一部《出塞纪略》流传下来，虽本于诗人情怀而不乏夸饰之处，但仍不失为清代边疆史地研究领域的重要参考读物，被嘉道以降的经世学者多次辑引。
钱良择、张鹏翮出使日记合集
了却无生事事空
此时的钱良择只有四十出头，正值年富力强，但一番大漠孤烟、枕戈待旦过后，他的仕进之心似乎也被彻底熄灭了，重新回到以诗行世，作幕帮闲的文人生活。他为人倜傥而无城府，与人相结，必定推心置腹，虽交浅言深，而无所顾忌。如此性情，于世路上难免要吃苦头，在文苑中则不乏嘤鸣到处声相应，颇有些同道知己。除了奉为宗师的虞山派前辈冯班、钱陆灿外，他和康熙年间的诗坛圭臬王士祯，以及许多同辈名士，如查慎行、查昇、钱名世、毛扆等，都有往来密切，又与查慎行尤相投契。二人在诗歌创作上，虽有宗唐、宗宋之别，但情欢意洽，唱和最多。只比钱良择年轻四岁的查氏，甚至有“生不并时怜我晚，死无他恨惜公迟”句子，以证金石之交。
中年的钱良择诗酒度日，虽为养家糊口起见，不得已在京师与江南间奔波往返，但生活的基调整体平淡而有闲暇。他是饱经沧海，经历大难之人，却在世俗的价值上无所寄托，是以慧根萌动，便往虚灵了悟一路上去。他先是诗风上倾向佛老，渐有禅家气象，后来干脆削发为僧，直到康熙四十七年病逝于家乡。
虽然身在空山，钱良择仍不忘苦吟笔耕。除了精选旧诗，百里挑一地辑成九卷本《抚云集》，康熙四十三年，他还将编刊出一部《唐音审体》。该书共二十卷，择选唐人所作古体、律诗、绝句、乐府，共1295首，进行流变考察、批点评注。这是清初诗学的重要理论著作，对杜甫、李商隐等人作品尤有独到见解，迄于当代，研究者仍复不少。
钱良择生在江南膏腴之地，天资颖悟，放在承平时代，本该是堆秾叠翠，诗酒宴乐的风流才子。可他命中多劫，又蓬勃而悍气十足。他在刀光剑影里降世，惊涛骇浪中全活，再往大漠荒原作一回残兵败将，每每九死一生，处处逢凶化吉，在生活的峭壁与平川间蒙眼腾挪，令后世的观察者神摇目眩，狠狠揩一把冷汗。他是与清王朝隔膜最深的江南汉人，精神底色终不致完全驯服，可生长新朝，经营现世，稍有荣利之心，对满洲统治集团的态度，就显得因时而易，暧昧不明，非设身处地代为着想，就很难捕捉到那些关于家国叙事中的隐微情结。他为自己“鬼神若驱之，吾非有所营”的命运感到骄傲，却在不知不觉中伤耗元神，动摇心旌。那些狂飙卷飘蓬式的历险，于英英挺发的诗人则幸矣，于垂暮老者则未免过于沉重。钱良择晚年皈依佛门，寻求业障的消弭，精神的超脱，这不失为一种智慧选择。峻崛的乐章以空灵收尾，人生的复杂就越发凸显出来，也愈能成为历史书写的模特，以一人之身，撑住时代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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